走走《琴腔》的美感，在于这篇小说的语言，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就喜欢上它的原因。它有一种纯正的中国式句子的滋味，精准又非常能挑起气氛、渲染情绪。今天大部分年轻的小说作者，似乎太具备西方的现代性，因而再也写不出中国式的句子、中国式的意识、中国式的精神。沈从文的文气，到了汪曾祺那里，已几近绝响。记得那还是2013年元月的初次联系，彼时的常小琥还是一位杂志编辑，一开始他只给我发来了小说的上半部分，两万来字，看得我意犹未尽。四天之后，在我的催促下，他发来了全本。小说中闲云野鹤般的“宗师”气度在京剧这样一个今天看来虽高雅却不合时宜的夕阳之物的衬托下，先有宏大底气，继而萧条破败。有人风光有人落寞，有人热闹有人平淡，最终却是烟消云散。再大的心结，也不得不释怀，正是人间世象。我将初稿拿给《收获》送审后，同事建议：庞大气象隐现，何不写成长篇？于是这部小说，当年的5月有了第二版，从四万字拉扯成了六万字的小长篇。为了制造叙述的可能性，一个原本优美颓败的世界突兀地染上了血光，当时又觉得有些缺陷，于是我痛下狠手，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删回了四万字。整个删、校的过程，历时几乎一年。我和小琥只在北京匆匆见过一面，据说这部作品建基于他多年的采访，但他却讲得自然天成。所有人物都不幸福，有的是因为太过聪明，有的是因为太过世故，有的又是因为太过清高。但小说最为成功之处在于一个八〇后的年轻人，如何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和姿态，漫游在一个古旧的、精气神都在消逝的艺术的小世界。他凝神注视传统，想到它将荡然无存，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忧郁，于是，华美的叙述中又带着委婉的放弃。从叙事形式而言，小说是线性的，所谓平铺直叙，没有玩那些复杂花哨的手法。在人物的塑造方面，显然可见作者的性格。所有人骨子里都是善意的，即便是渴望权力的岳少坤，也因为安顿好了整个团，让大家都过上了更好的日子，显出某种淳朴的农民村长的气质。他不是没有气概和理想，只是自身有限的能力在更重视物质生活的时代推动下，虚胖成了勃勃的野心。秦学忠这个人物一定是作者最爱的，写他的语言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的一举一动，都闪烁出精神的、灵魂的光芒，这说明作者对技艺这个行业的最高品质有着深刻的体认。然而最终，琴声无非幻象，生活总在迫使我们回到庸常。秦学忠所面临的庸常不仅是为了生计需要的走穴，还有一个很可能不是自己儿子的儿子。他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的眼睛不是看破红尘因而揉得进沙子，他只是迷恋美的价值。他太了解“美”是什么了，云盛兰那风韵犹存的美就是许诺给他的幸福。对美一以贯之的尊重，保证了最多的宽容，对感情深沉的忍耐和对夫妻关系理解的细腻。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一问小琥，为什么他要去写这样一个故事，为什么他想要去了解这些东西，他是预感到自己有可能是见证这些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人吗？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保存对这些东西的记忆以及其中传承多年的情感？但这却使他的小说在大量虚构自我困境、只有“我”或唯独没有“我”的八〇后文本中脱颖而出。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九首中写道：这些东西的生命，在不断地逝去，它们知道何时你会赞美它们。它们相信，速朽的我们，最为速朽的我们，会来拯救它们；希望我们在看不见的心里把它们—无穷无尽地—变成我们自己！带着一种如秦学忠一般的顽钝的天真，小说洋溢着怀旧的情调。京剧丰富的行业文化也给文本带来一定的历史深度，而这又和作者的心性心心相印，文字于是定格了京剧最后的回光返照，没有辈出的高手风云际会，只有一个孤独的秦学忠遁入一种境界。如果你不由得联想到阿城的《棋王》，那是因为这两部小说都淳厚、耐看，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同时，又都不像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缺乏真实的世俗气。有了形而下的吃欲、情欲、物质生活之欲，才能撑起形而上的“道”。琴棋书画，都是术，不是道；无所谓人生成败输赢，才是近于道。小琥和阿城，写的都是本质上的“普通人、小人物”，即便有一瞬扬花吐实，纵恣人间，终究还是落于世俗，随遇而安。而秦学忠与岳少坤之流的差距，也许只在于，当整个世界洪流般向你涌来时，你仍然镇定自若任其灭顶。虽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到达彼岸。（作者为青年作家，《收获》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