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出任“调人”，在意料之中。
第二条，充任“护卫”，对此，阿礼国本来并没有十足十的把握，以为多费口舌、反复折冲是免不了的，既想到“上头”如此痛快，其中的两个细节，更是颇出乎意料。
一个是“一定数量”。
关亲王要求的“护卫舰”的数量，是“两到三条”，“一定数量”这个表述，意味着，可在中方的要求的基础上，“视乎实际需要”，“适当上调”，甚至“不设上限”。
如果这个“实际需要”，仅仅是将中国运兵船安全护送到长崎码头，那么，“两到三条”，应该就足敷所需了。
除非，“实际需要”不止于此。
事实上，“实际需要”确实不止于此。
第二个细节——“护卫”任务持续的时间，说明了这一点——“应一直持续至日本国内局势基本平稳、或中法战争结束为止”。
关亲王并未就“护卫”的时间提出明确的要求，则其最低要求就是迄于增援部队登陆为止了。
不过，因为萨摩藩在九州岛，江户和京都在本州岛，彼此一水悬隔，中国军队若欲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论由九州而本州，还是由本州而九州，都不能没有海军的支持，如果英国的“护卫”工作迄于增援部队登陆即止的话，中国军队的活动能力——也即威慑能力，将大打折扣。
“上头”的这个决定，意味着，英国对于日本内部“纷争”的“调停”，不是真正中立、持平的，而是左一方，右一方。
其所左者，自然就是“护卫”的对象，那么，其所右者呢？
第三条，叫萨摩藩海军中的英国教习，“暂时离开萨摩藩海军，直至‘中国舰队’完成对中国援日部队的‘护卫’任务”——这一条，完全出乎阿礼国的意外！“其所右者”，呼之欲出——甚至，摆明车马了！
第四条，好像怕这个车马摆的不够明白似的，“若‘护卫’的对象以及护卫舰队本身，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护卫舰队都将予以坚决的反击”——
嘿！
还需要说的再明白些吗？
这份电文，意味着大英帝国的东亚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
阿礼国的心跳，微微的加快了，他定了定神，继续看了下去。
下面是对这种“调整”的解释。
“女王陛下谕，即不论法、俄诸事，单以一苏伊士运河论，其重要性，便十倍于一日本、百倍于萨摩一藩矣！”
“苏伊士运河之得失，关系大英帝国气运之消长，天赐不予，反受其咎！”
可是，中法之争，中国如果失败，就无法向埃及要求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而中国拿不到股份，英国就无法分润，因此，“必以保证中国对法战争胜利为第一要务！”
“以目下情形观之，中国并无两线作战之能力，日本生乱，中国若不得不救，必极大影响其对法战争之胜算”，因此，“萨摩藩此刻发难，挑战日本中央政府，即辗转损害大英帝国之最核心利益，断乎不容！”
女王陛下担心有臣下不明大势，囿于部门利益，在中、日、萨的问题上，做无谓的争执，不但破坏盟友之间的信任，更可能浪费宝贵时间，“使大乱未能敉于既萌”，则“贻误之深，不可胜言！”
因此，乃召见首相、外交大臣、第一海务大臣等，直接予以谕示。
看到这儿，阿礼国脑海中不由跳出四个字来，“圣明灼照！”
同时，亦不由暗叫，“惭愧！”
事实上，苏伊士运河正是他的“首倡”——他是驻华公使，苏伊士的事情，关亲王是跟他说的嘛！可是，在考虑是否接受关亲王的两个要求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竟然没有把苏伊士运河摆到第一位？
哎，仔细想想，还真就是女王陛下所说的，“囿于部门利益”，以致“不明大势”了！
当然，阿礼国属于“亲中派”，他的“囿于部门利益”，本应更加偏向中国，可是，由己度人，认为“亲萨派”对关亲王的要求，必然予以反对，因此，对是否接受关亲王的要求，又该趁机对中方提出什么条件，便犹豫不决了。
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囿于部门利益”。
出发点既有了偏差，整个盘子，又异常的复杂——同时牵扯中、英、法、幕、萨，甚至还有俄罗斯——结果，就想的乱了！
而女王陛下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之要害，提纲挈领，由此及彼，擘画历历，这个——
果然圣明天纵啊！
得此明君，真正是大英帝国之幸！
阿礼国发了一小会儿的怔，轻轻透了口气，继续看了下去。
对于中、英即将开展的对俄密约的谈判，女王陛下也有谕示：
尽量为大英帝国争取更好的合作条件，是必要的，可是，一定要注意三点——
一，不要“市恩贾义”。
即，“不要将英国在日本对中国的支持同中英两国在对俄密约中的义务、权利联系起来”，“更不可给中方尤其是关亲王本人以英方以此支持为筹码、乃至为要挟之印象和误会”。
二，中国正全力于对法的战事，此时展开对俄密约之谈判，虽有必要，但务必留意，不要因此谈判而对相关战事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一切一切，“总以保证中国对法战争胜利为第一要务。”
三，中法战争，“我虽对中国之胜利抱有信心，但毕竟胜负未分，战后之格局，目下言之，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