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设都靠人担手扛，工期长劳动强度大，弄不好还会出人命，一听到徭役，老百姓都要哆嗦。
老百姓担负沉重徭役是农业税的一种，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之初，这种以工代税的古老税种才彻底的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这种征召民户的劳动是义务的，给国家干工程，很多时候还得自带被褥行李和干粮，像修大运河，长城这类工程，有可能会丢掉小命的，如果是给皇帝修陵墓啥的，这就更坑了，这类民夫既希望皇帝能早点挂了，又不希望皇帝早点挂了（古代礼制，皇帝从登基开始就建筑其陵墓，只要他活着，工程就必须继续，无法结束）。
万一皇帝挂了，为了陵墓的保密工作，很有可能坑杀工匠陪葬的，干这种工程，生命都没保障。
当然了，并非每一座帝陵都需要坑杀工匠陪葬，但是毕竟有一种机率不是，顶着这种郁闷的心情干着繁重的工作，更容易累死。
比如汉武帝的陵墓，就有大型的民夫工匠陪葬墓群，当然不是被坑杀的，而是病死累死的，可想而知，古代徭役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孟姜女哭长城这玩意可是千古流传的，别说是古代了，就算到了二十世纪末，甚至是九十年代，国家已经勉强有了完善的后勤和医疗保障，被抽调干工程的民工，完成工程以后都形同乞丐。
很多人并不知道，农民工一开始并非指进城务工人员，而是在国家大建设时代，国家或者地方在农闲时候抽调农村劳动力参与国家或地方工程建设的民工。
呃，话题有点扯远了，参与建设的酒楼的民夫像新社会的民工一样是有补贴的，他们可以选择以工代租，或者直接领取粮食和钱币。
而且他也不会想国家工程那样过度的压榨劳动力，反头疼的是王家庄的这些农夫有点疯狂，李志成不得不强行减少他们的运动量。
农民是最朴实的一群人，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插个红旗，谁先干完谁就是红旗手，他们就能豁出命去，而这个时代，为主家争光这个口号，他们同样会豁出命去。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实际上可以反着来看，得天下者，也是得民心者，既然现在的地主封建阶级是统治者，那么至少说明，目前他们还是得民心的。
王庄酒楼为了标新立异，并没有采用这个时代的常有建筑模式，有了水泥，自然采用砖石结构。
就以这不同于这个时代的独特结构，可以想象，等建成以后，抱着猎奇的心里，来到此处的客商必然要进来吃一顿饭，要是再引几个著名的文人来此题词啥的，那就彻底的火了。
这个时代的工匠可不大搞的明白砖石结果的房屋建设，所以最近李志成变成监工，每天提着钓竿经过工地的时候会转一圈，指导一下工匠们的活计，收获满满的敬意。
自己可是少府，将作，司农监丞，官方代表的是权威，也就是说他是工业，建筑，农业三方面的“专家”，他们自然得听他的。
指导完工匠的工作后，李志成悠然的前往垂钓地点，刘仁轨却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这让他头大不已。
李志成实际上对刘仁轨是抱着成见的，成长环境使然，他对任何事情都用最阴暗的心里来揣度，就像他总拿魏徵来举例，他和李二被推举为千古君臣，李志成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的。
他一直认为，李二从来就没信任过魏徵，魏徵在大唐根本就没担任过行政主官，他对政事只有参议权，没有行政规划和施政权。说白了，采不采纳都看别人，没有任何的决定权。
魏徵有点像是李二的秘书长，也就是俗称的大管家，看起来什么都能管，实际什么都管不了，众所周知，秘书长不分管具体政务，只是名义上和其他人平起平坐，拥有政事知情权和参政权而已。
李志成总觉得刘仁轨做事，掺杂了太多的功利性在里边，这是标准的政客思想，他很不喜欢，当然，也说不上反感，一名从政者，如果没有功利心在里边，那是理想主义者，在官场是混不下去的。
铁面无私的包拯都他娘的知道变通，搞出打龙袍之说，要是真的铁面无私，直接按着皇帝打一段才是，对于上官犯错，他照样要相护，甚至讨好。
“我曾经是县丞的时候，就研究过你们何庄。”刘仁轨首先开头道。
“哦”李志成有点奇怪的望着他，本来以为他要说那些修桥的事情，他竟然莫名其妙提起自家庄子。
“说真心话，我很不认同你的做法。”刘仁轨接着说道。
“……”李志成脸都黑了，这家伙找自己竟然为了说这个，感情要跟自己搞场辩论赛咋的，难道还是直接干一架咋的。
“不过你却把整个庄子，甚至周边的庄子搞成了整个县中富裕庄子”他接着叹气道。
李志成：“……”
在这个重农轻商的时代，自己带着全村人搞“商业”副业，要是被人看的惯那才是见鬼了。
并非没人认识到商业对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然而很少有统治者提倡商业发展的，因为商业资本那一套行为准则和封建礼仪有许多相悖之处。
熟知历史的李志成也知道，商业从业者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是要干掉封建主义取而代之的，所以再怎么防备打压都不为过，这是敌对关系啊。
真正接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文人，是非常排斥商人的，也只有真正主政过一方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