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七章蜀城
万俟阳想到这里，从唐代到宋代，以至于最后元代取代了大宋朝庭这一历史进程，在四川各个地方都生了很多次战争。元朝灭宋前，由于蜀中承平日久，长期无警，所以成都城池防务根本无人过问。以至当蒙古军即将深入蜀境时，川西平原的防务之松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号称成都“外蔽”的绵州(今绵阳市)，长期城池不修，“颓墉坏堑，若有若无，三尺之童牧可挑达而逾”。号称“东西之冲”的怀安军(今金堂县怀口)，防御工事也不复修葺，“岁月既久，渐以颓塌”，“人皆可逾”。号称“西南大都会”、四川制置司驻节的成都城，原本无险可守，城防部署淡薄，在端平三年(1236)蒙古兵临城下之时，城内所管之军，总数不过七百。其城郭楼堞设置形同虚设，由此可见一斑。
宋元战争中，成都城是蒙古军最先攻取的目标，早就被焚毁一空。虽然南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曾经于淳祐元年(1241)春，在成都、汉州(今德阳广汉市)旧城的基础上，“复立其城”，但很快又遭破陷。鉴于在蒙古铁骑的冲击面前，川西平原无险可守，南宋不得不放弃包括成都在内的平原郡邑，设在成都的军政机构也相继搬迁到金堂云顶山上筑城拒守。在成都城被宋军放弃十余年后，蒙古军于1257年进驻成都平原，重兴修葺宋军废弃的成都城的“楼堞隍堑”，由此奠定了元一代蒙古统治成都的城防基础。其后，驻守嘉定(今乐山市)的宋军溯泯江而上，奔袭成都，曾经抵达东郊沙坎(今沙河堡)，攻入成都外城，元军失备，退保子城。可见当时处在军事拉锯之中的成都，蒙古人也是无暇修筑城隍的。洪武四年(1371)六月，大夏政权覆灭。七月，曹国公李文忠奉明太祖之令入蜀，抚绥军民，修筑成都新城。十月，平定川蜀各地，“筑成都新城”，并派兵驻守“诸郡要害”。由李文忠等新筑的“成都新城”，即明代成都府城，“成都府城，与省会同”，故亦称省会。由于成都府城历经宋、元、明夏战乱，城垣官署早已倒塌焚毁，到了明朝一统天下，已经到了重新修筑的时候了。从明初洪武年间增筑成都大城开始，成都城曾经历过多次浚修:洪武二十二年(1389)蓝玉在成都练兵时，曾“复督修城池”。宣德三年(1428年)都督陈怀“复浚池隍，至今赖焉。”嘉靖二十二年(1541)，“奏准包砌以石，设四门如砖城制”。其中，以都指挥赵清“甃以砖石”、都督陈怀复浚城隍这一次最为关键，“至今赖焉”。【注：引自《明代成都城郭营造与城市布局》陈世松】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逐渐恢复展，与此相适应，城市形态、功能上日渐完善，城市的社会生活不断丰富起来。正是这些因素的互相影响，使得这一时期成都的城市风貌与社会生活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古代城池是封建中央集权政治间架性设计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是皇权对地方统治的象征，体现着行政等级设置与礼仪规制。明代城池的规模与等级都有较为严格的制度规定。从一开始成都城就是按照省会城市和四川第一府城来设计营造的。
我国古代城池的建造方法，均以土为主，采用夯土修筑城墙，也用夯土版筑的方法进行施工。从汉代开始，各地也有用砖砌城墙的做法，砖也是用土做墙心，然后经过焙烧而成。这种砖城墙，实际上是在土墙外包砌一层砖，故称“砖砌****”。成都城之有砖砌城墙，始于唐代高骈。不过那个时代，砖城尚不达，仅仅在个别地方有个别城墙做成砖墙。到了明代，国力强盛，经济及手工业迅展，制砖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因而烧砖业得到较大展，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建砖城墙，即内外用青砖进行****，使明代砖城墙有了突飞猛进的展。今天，我们在各地所能见到的以及所知道的砖砌城墙基本上都是明代的。
明初成都的修筑，一方面是出于军事上防守要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大明王朝统治四川，显示封建皇朝的威仪。正如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58)谕蜀景川侯曹震所说:“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仪”。天启《成都府志》载有两幅地图:一幅是“成都府治图”，另一幅是“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它们为今天再现当年成都大城的修建提供了直观形象的依据。图中形象地绘出了用城墙连接起来的城门与城楼。四座高耸的城楼，城楼上插有一面大旗;在月城的空间，各绘有一座小庙:东门是五显庙、南门是关王庙、西门是温帅庙、北门是玄坛庙。这些设置将成都城墙的防守功能和王朝威严的形象展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凸显出皇权高高在上的政治象征意义。
在明初成都、重庆修建城池之后，除个别要害地方屯兵之外，各地郡邑城池并没有立刻模仿增筑。但到了明代中期，各郡邑的守臣无不把修筑城池作为该县的头等大事来抓。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鉴于明代中期四川境内频繁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统治阶级意识到非军事要害的一般郡邑也必须加强筑城。尤其是正德年间持续六年之久的鄢本恕、廖惠农民大起义爆之后，各郡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有城不备的危害性，以及筑城设防的重要性。
在明代成都府林立的官署衙门中，最显赫的是居于城中心位置的蜀王府。这是蜀藩王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城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