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劣根性，个别的人在个人素养方面有所欠缺。现在在华夏强有力的监督体系之下，这些人还都很安分，但是他们不是华夏的行政系统的未来。
董书恒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大力建设书院，希望能够利用书院培养更多的新人才。
同时在统一的过程中，他还吸收了一部分操守和执政能力都较为出色的满清地方官员。
这些人的能力足够，品行高尚，但是他们的思想上还是以保守为主。
后来的几次官员招录考试，所吸收的大部分还是旧文人。
书院中的新人是从去年开始才渐渐进入行政系统中，但是他们的地位一般都还不高。
董书恒不想拔苗助长，他会让这些人从基层一步步地历练上来。
他一直担心政府这一块会开历史的倒车，让华夏重新走上封建那一条老路。
这与董书恒的设想是不同的，他希望能够通过这几年的时间，让华夏的工商业上有一个质的飞跃。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有的上层设想都无从谈起。
这一点，学过马政经的董书恒，心知肚明。
现在想来，大学中学的课程，只有这个最枯燥的马政经是现在最有用途的。
可以说，董书恒是一部马政经治天下。
华夏现在的书院教育不能算是完全新式的教育，但是其中教授的学问却是比以前丰富多了。
还有华夏的行政官僚体系，是从下向上的。
官员的起步低，上升空间大，大部分人都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去的。
所以，不存在不会做事儿的官员。
为什么满清会出现与胥吏共制天下的情况。还不是因为满清的官员是自上而下的。
他们通过八股取士，一步登天。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在地方做幕僚的经验，到了地方上，几乎什么都不懂。
这样的人到了地方能做什么呢？自然是将所有的事情都交代给师爷、胥吏来做。
师爷和胥吏在仕途上没有任何的上升空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贪污受贿呢？不贪钱，他们这些人图什么呢？
大部分的人，尤其是聪明人，做事情的目的性都很强。
现在地方上要搞钱，就必然要鱼肉百姓。大户都有自己的背景，胥吏们可不敢惹。
一般的官员，在事业的上升期都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的。
所以地方上，贪的不是官，而是幕僚和胥吏。
而官员得到的美其名曰只是这些人的孝敬。
假如一个官员能够约束住手下的幕僚胥吏，那么这个官员就算是一个好官了。
满清的治下的官员与幕僚胥吏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的行政生态体系。
洋务运动之时的一批名臣，大都出自湘军一系。这些人以军功上位，大都没有什么功名在身。
他们很多人本来就是幕僚，另外还有一些是生员出身。
这些人不是进士，但是却在晚清最后的阶段，做了很多大事儿。
甚至有人说正是洋务运动开创了华夏近代工业化的序幕。
这些结论不用纠结对错。那一批因为军功起来了官员确实是做了很多贡献。
胥吏和幕僚为什么成了官员之后，他们就不再去鱼肉百姓，反而造福一方了呢？
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变了。成了官员之后他们有了新的追求。
这种追求超过了金钱的诱惑。而只要保持住这种上升渠道是畅通的，就可以让他们的这种动力一直保持下去。
所以反腐最好的利器，是给官员一个良性的上升通道。
那些临退休的官员反而是最容易踏入腐败陷阱的。
现在华夏政府之中的人就是这样一批人。一开始成立淮海军的时候。
董书恒就让当时的人力部去招募一批有过幕僚经历的文人。那是华夏第一批专业的行政人员。
等到后来，曾宪风投靠了董书恒，淮海军成立了军政府，淮海军开始大批量地吸收底层的寒门文人，以及有能力的幕僚胥吏。
给他们同等的待遇。建立了一套从办事员到军政府总理，这样层级明确的行政体系，并且确立了自下而上的官员培养模式。
大部分的官员都要从普通的办事员干起，然后一级一级地向上爬。
淮海军还有一套科学的量化考核机制，能够尽量客观地反应官员的综合表现。
让官员的上升渠道尽量地公正、公平。
现在书院的毕业生渐渐地融入了华夏的官僚系统。
这些人的加入，大大地提升了华夏行政系统的活力。让原来那些旧文人出身的官员感受到了压力。
比如像杜辉、丁洪林、罗正初、吕斌、姜玉钦……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经过了书院的学习，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识都要远超那些旧文人。
杜辉一进入水利部就能崭露头角，不仅仅是老师冯道利的关照。
更多的是他自己对水利建设的知识掌握的好，能够支撑他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
华夏行政系统的希望还在书院。所以对于书院的建设，董书恒一直都很上心。
魏源这个华夏大佬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建设新式教育上去。
淮海书院就是一个样板，也是一次探索。
现在华夏的书院建设大都是模仿淮海书院。
当然也有很多书院原本就非常有特色，他们将自己的传统保持了下来。
比如曾涤生主持的岳麓书院，作为一个历史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