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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平反工作小组的效率非常高，当天大朝会散去之后，就成立了。
因锦衣卫的裁撤，而且李信亲领的警备处的规模又不象锦衣卫那样大，空出不少屋子，平反小组就占了其中一间，外面挂个大牌子，朱熹平反工作小组。
这个小组，没有财政拨款，没有人手分派，就杨廷麟、路振飞与沈迅三人坐堂，每当官员们进宫办事，远远就能看到那黑白分明的大牌子。
想不想过去与之为伴？
每一名官员看到这个牌子，都会不寒而栗，李信收拾人，那真是软刀子割肉，每一刀都叫你痛彻心扉啊。
这显然是一份警告！
对于这三人来说，每天都要面对诸多同僚的指指点点和各色目光，既是羞侮，也是煎熬。
并不是所有利益一致的人都是天然的同盟者，其中不乏一些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之辈，看人吃蹩也能让自己穷开心啊。
“什么？”
这日，听得国子监发生的事情，杨廷麟、路振飞、沈迅均是惊的站了起来。
“摄政王爷好手段哪！”
路振长叹一声：“先是纠结他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去大闹国子监，砸了朱子像，再由他亲自出面，安抚监生，自始至终警察未开一枪，未抓一人，就平息了事态，哎，我等，终究要回家种田喽！”
杨廷麟摆摆手：“北京的士子力量单薄，北人在科举上，也历来考不过南人，要想成大事，还得看南京士子啊，他摄政王能砸北京的朱子像，难不成还能顺顺当当的砸了南京的朱子像？”
沈迅面色凝重道：“伯祥（杨廷麟表字）兄，你莫要忘了，摄政王在东南经营多年，怕是有后手呐！”
众人均是无奈的很。
现在的朝廷，和明朝有很大不同，首先是李信设置了丞相，很多的具体事物由史可法置办，而史可法一根筋，颇有海刚峰遗风，什么人情交往全不在乎，只是一心为李信办事，是个纯臣直臣，要想串联官员，首先要过史可法这关，这是很难的。
其次是李信不让人下跪，大臣们跪午门的绝招没法使了，以前与皇帝抬杠，几百大臣跪在午门前，就问你皇帝慌不慌？
这个天下，说到底是士绅的天下，皇帝如果不理会，会被按上暴君，昏庸的名头，甚至有哪个老家伙跪死了，事情会闹的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皇帝来说，最怕大臣成群结队的跪午门。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万历与朝廷呕气，甩手不理，结果毁了大明。
因此李信禁止下跪，实际上是断了朝臣挟制皇帝的一个有力手段。
而且在舆论方面，李信自己掌握明报，声势浩大，几乎垄断了公开宣传口径，士大夫也只能私底下发发声罢了，影响力与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李信当政，有些人是懊悔的，认为当初被李信蒙敝了，迎李信还不如迎李自成，哪怕是满清入关，占据北京，都比李信当政好啊。
首先，从李自成个人来说，没读过书，没什么见地，连牛金星和宋献策都能把他耍的屁颠颠，更何况自己这一帮进士出身的天下精英？
至于李自成拷饷，他要钱，给他，给了他钱难道他还不花？大明朝是士绅的两下，两百多年下来，织了一张无比严密的大网，李自成花的钱，最终还是要落回士绅手上，而且只要治理天下，就总要依靠士绅吧？
李信则是表面上和颜悦色，与人无犯，但是纵观李信的行为，本质上是与士绅阶层渐行渐远的，他的很多政策，明眼人慢慢嚼出味来了，并不是如他所标榜的一心为民，而是一心为商，为工商业主服务，老百姓只是在这过程中顺带沾光，真正赚大钱的，有两类。
首先是李信开办的国企。
其次是紧跟他的脚步，创办大工坊，雇佣大量雇工的工商业主。
而士绅多为经营土地收租子的地主，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寒意。
虽然李信有屯积粮棉，一举击垮现有价格体系的打算，却终究不敌经济规律，他能控制得了国企和国有农场的价格，却控制不了私人作坊的价格，随着生产成本的逐步下降，为了抢占市场，他不降价，别人会降价。
综合总总方面，士绅隐约有不妙的预感，似乎李信才是真正要他们命的！
再看满清，虽然是异族，但是既能善待洪承畴与范文程，又为何不能善待大明士绅？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李自成即将放逐马六甲，满清怕是离灭族不远。
第三，是李信废除了廷杖，从表面看，这是善政，可是在本质上，断了文官搏取名声的重要途径，而更狠的是，李信以太监骂门取代廷杖。
你犯了过，我不打你，弄个阉人堵你家门口骂，引来街坊邻居围观指点，丢不丢人？
“哎~~”
许久，三人纷纷报以一声叹息，心里都不由有了种告老还乡的念头，只是还盼着南边发生奇迹，均是暗道，再忍忍罢。
过了数日，南边消息传来了。
竟然是士子们的保护朱熹像行动，从内部瓦解了，这简直是让人不可思议，可是了解到内情，三人均是痛骂，竖子不可与谋！
高名衡使的手段和李信完全不同，他没等到草根学生汇集，就召来了候方域，向他明言，如能劝说国子监的监生自动散开，算他戴罪立功，向李信求情留在大明。
候方域哪里是个有信仰的人，就是浊世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