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走，离北平越近了，他不由的想起家来。他特别想念母亲与大哥。可是，这并没教他感到难过，因为三四年来的流亡，他看明白，已使他永远不会把自己再插入那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恢复战前的生活状态。
已是秋天，他才由廊坊上了火车。
他决定变成廊坊的人。这不难，只要口音稍微一变，他就可以冒充廊坊的人。他的服装——一件长蓝布夹袍，一双半旧的千层底缎鞋，一顶青缎小帽——教他变成了粮店少掌柜的样子。他的行李是一件半旧的“捎马子”，上面影影绰绰的还带着“三槐堂”的字样。他姓了王。此外，他带着一副大风镜，与一条毛巾。拿毛巾当作手绢，带出点乡下人的土气，而大风镜又恰好给他添加些少掌柜的气派。除了捎马子上的“三槐堂”，他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带字的东西。
离北平越来越近了。火车一动一动的，瑞全的眼中一闪一闪的看到了家。家门，门外的大槐树，院中的一切，同时的，像图画似的，都显现在目前。
车停住。他慢慢的扛起行李，一手高举着车票，一手握着那条灰不噜的毛巾，慢慢的下了车。车站旁的古老的城墙，四围的清脆的乡音，使他没法不深吸一口气。一吸气，他闻到北平特有的味道。他想快跑几步，像小儿看到家门那样兴奋的跑几步。可是，他必须镇定的，慢慢的，走。他知道，只要有人一拍他的肩膀，他就得希望那最好的，而勇敢的接受那最坏的。这已不是北平，而是虎口。
平安无事的，在车站上的木栅前，他交出手中的车票。可是，他还不敢高兴；北平的任何一块土，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成他的坟墓。
果然，他刚一出木栅，一只手就轻轻的放在他的肩上。他反倒更镇定了，因为这是他所预料到的。
他用握着毛巾的手把肩头上的手打落，而后拿出少掌柜的气派问了声：“干什么？”不屑于看那只手是谁的，他照旧往前走，一边叨唠着：“我有熟旅馆，别乱拉生意！北平是常来常往的地方，别拿我当作乡下脑壳！”
可是，这点瞎虎事并没发生作用。一个硬棒棒的东西顶住了他的肋部。后面出了声：“走！别废话！”
三槐堂的王少掌柜急了，转过身来，与背后的人打了对脸。“怎回事？在车站上绑票？不躲开我，我可喊巡警！”
口中这样乱扯，瑞全心里却恨不能咬下那个人几块肉来。那是个中国的青年。瑞全恨这样的人甚于日本人。可是，他须纳住气，向连猪狗不如的人说好话。他叫了“先生”，“先生，我身上没有多少钱，您高抬贵手！”
“走！”那条狗龇了龇牙，一口很整齐洁白的牙。
王少掌柜见说软说硬都没有用，只好叹气，跟着狗走。
票房后边的一间小屋就是他预期的虎口。里边，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是虎口的三个巨齿。
瑞全忙着给三个虎齿鞠躬，忙着放下行李，忙着用毛巾擦脸。而后，立在日本人的对面，傻乎乎的用小手指掏掏耳朵，还轻轻的揉了揉耳朵眼。
日本人像鉴定一件古玩似的看着瑞全，看了好大半天。瑞全时时的傻笑一下。
日本人开始掀着一大厚本相片簿子。瑞全装傻充愣的也跟着看，看见了好几个他熟识的人。日本人看几片，停一停，抬头端详瑞全一会儿，而后再看相片。看了半天，瑞全看到他自己的相片。他已忘了那是在哪里照的，不过还影影绰绰的记得那大概是三年前的了。相片上的他比现在胖，而且留着分头，（现在，他是推着光头，）一绺儿松散下的头发搭拉在脑门上。也许是因为这些差异，日本人并没有看出相片与瑞全的关系，而顺手翻了过去。瑞全想象着吐了吐舌头。
日本人推开相片本子，开始审问瑞全。瑞全把已背熟了的家谱与乡土志，有点结巴，而又不十分慌张的，一一的说出来。他说，那两个中国人便记录下来。
问答了一阵，日本人又去翻弄相片，一个中国人从新由头儿审问，不错眼珠的看着记录。这样问完一遍，第二个中国人轻嗽了一下，从记录的末尾倒着问。瑞全回答得都一点不错。
日本人又问了许多问题，瑞全回答得都相当得体。日本人一努嘴，两个中国人去搜检行李与瑞全的身上。什么也没搜出来。
日本人走出去。两个中国人愣了一会儿，也走出去。
瑞全把纽扣系好，然后把几件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又放回捎马子里。
他没出声的叹了口气。而后，把捎马子拉平，坐在上面，背倚着墙角，假装打瞌睡。
“睡”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一个人走回来。他的睡意更浓了，轻轻的打着呼。没有心病的才会打呼。
“嗨！”那个人出了声，“还不他妈的滚？”
瑞全睁开眼，擦了擦脸，不慌不忙的立起来，扛起行李。他给那个人，一个中国人，深深的鞠了躬；心里说：“小子，再见！我要不收拾你，汉奸，我不姓祁！”
出了屋门，他还慢条斯理的东张西望，仿佛忘了方向，在那里磨蹭。他知道，若是出门就跑，他必会被他们再捉回去；不定有多少只眼睛在暗处看着他呢！
十二
扛着行李，瑞全慢慢的进了前门。
一看见天安门雄伟的门楼，两旁的朱壁，与前面的玉石栏杆和华表，瑞全的心忽然跳得快了。伟大的建筑是历史、地理、社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