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见面，后来被香港记者称为九龙仓转折会议。
报纸是这样描写此次见面的：“九龙仓大战中，和英资争夺九龙仓的另一位资产雄厚的华资财团主席，名声响彻世界的第一船王包王刚爵士。
在汇丰银行大班沈弼的引荐下，私下会见了目前在九龙仓收购战中举足轻重、握有大量九龙仓股票的李黄瓜。”
报道提及的三人，在香港商业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何能不引发众人热议？公众热议的事，媒体自然会迅速关注。
于是各路记者纷纷来到中环，一家家地询问茶社店员是否见过李黄瓜和包王刚本人。据说有人真的找到了二人会见的蛛丝马迹，并大肆报道，引得众媒体跟风前往长江实业和汇丰银行一探究竟。
对于这种坊间风传的小道消息，李黄瓜和沈弼均矢口否认，称从不知此事。越是神秘的话题，越容易引发人们一窥究竟的yù_wàng。
正因为李黄瓜和沈弼的否认，人们对这个话题更加好奇了，绞尽脑汁地想找到将他们连在一起的线索。
没多久，市面上又流传出一种说法。说这次会见是李黄瓜主动发起的。但是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很多行内人士否定了。
据香港的一些商界人士所说，李黄瓜向来不喜欢求人。
而且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以及九龙仓股票所展现出的情况来看，李黄瓜已经拥有了九龙仓2100万股股份，在这次收购战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而包王刚则因为行动过晚处在被动的位置上。
再加上李黄瓜从商多年，一直非常低调，这次他也只是默默地收购了九龙仓2100万股股份，并没有说要争夺九龙仓控制权，所以他可以将手中的九龙仓股份卖给包王刚，当然也能卖给很多人。
当时也在九龙仓争夺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怡和洋行，非常乐意得到李黄瓜手中的股份。
毕竟，对九龙仓势在必得、急于求购的是包王刚，而非李黄瓜。不管二人见面到底是谁先提起的，他们总归是见面了。
经过一番商讨，会面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李黄瓜将自己名下九龙仓的股票，以每股36港元的价格全数转让给了包王刚。
就这样，只用了一杯清茶的时间，两人便完成了香港商业史上非常有名的九龙仓争夺战中，至关重要的一次商谈。商谈结果让两个人都很满意。
包王刚得到了九龙仓股份。
李黄瓜也从中获得了1亿港元的额外利润。九龙仓的码头货仓可以成为包王刚日后发展的根据地，帮助其发展海上航运。有了九龙仓，包王刚才有了可以在陆地上大展拳脚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著名作家陈衍俊在自己的书中做了详细的记述。
内容如下：在1977年3月，李黄瓜手头已掌握了九龙仓18%的股票，几乎与怡和系财团对等（怡和财团控制有九龙仓20%的股票）。
斯时，又有另一华资集团香港船王包王刚也在筹划争夺九龙仓的控股权。
面对这一激烈竞争的局势，李黄瓜考虑到，既要照顾好汇丰银行与怡和财团之间的关系，又必须妥善地处理好“长实”与“船王”的关系。
既要做到努力避免剑拔弩张的局面，又能为“长实”的股东谋利，还要为未来的长远发展留下回旋余地。
双方经过20分钟的商议，李黄瓜将已掌握的2100万股九龙仓股票转卖给了包王刚，满足了包王刚的愿望。
从这笔转让中李黄瓜收获了纯利一亿港元。
包王刚动用7.5亿港元即赢得了价值98亿港元的九龙仓控股权。各得其利，各取所需。
这件事，在当年香港商界中曾被看成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蒙上了一些神秘色彩。
从客观情势及后果来看，李黄瓜当时的这一高“招”，也即是“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经营策略。
他这样做，既能使包王刚满意，得到英资金融巨头汇丰银行的首肯，也让“长实”股东下得了“台阶”。
其实，这是很高明的策略。暂时的“退让”，有效地调整了“长实”与“船王”和“汇丰”之间的关系，并为不久之后“长实”赢得事业上“质”的飞跃埋下了一个很大的“伏笔”。
其中“奥妙”，很值得经济界专家们细细予以研究，但李黄瓜实收“一箭三雕”之效，棋高一着，盖“商界奇才”也。
1977年4月2日，包王刚通过公司正式向媒体宣布，他本人和包氏家族已经购入了九龙仓20%左右的股份。
按照当时的《公司法》，持股超过该公司16%的股东，就可以成为该公司的董事。包王刚和他家族手中所掌握的九龙仓股份已经超过了《公司法》对成为董事成员的规定值。
因此，怡和洋行和置地的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同意，让包王刚和他的女婿罗杰一同加入九龙仓董事局。
因为李黄瓜的慷慨解囊，包王刚参战虽晚，却依然获得了首战的胜利。5月7日，香港《明报晚报》发表了对他们对李黄瓜的采访，并且明确表示，此次采访的主要内容跟九龙仓大战有关。
专访内容如下：“如今，九龙仓事件已经披露，包王刚手中握有九龙仓20%的股份，并成功以此股份进入九龙仓董事局。
虽说此事如今已成定局，所有行动和交易都已尘埃落定，但仍有很多人想知道其中的内幕和秘密。”
然而这都是外界的消息，李黄瓜父子在这次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