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询问在古今中外的通俗小说中，哪一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读者，而且从出版至今一直成为畅销书，那么回答《基督山恩仇记》或《基督山伯爵》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不管怎么说，《基督山伯爵》自1844年在《辩论日报》上连载，就引起极大的轰动，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不知译成多少种文字，不知发行了多少亿册书，又有多少人捧读过，大概很难统计了。
这种费时费工的大规模调查，自然不会有人去组织。但是译者在大仲马的故乡法国逗留期间，却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有趣到了滑稽程度的调查问卷。
事情发生在基督山城堡。不过，这座城堡不在基督山岛上，而是建在巴黎西部远郊的圣日耳曼昂莱。那里有法国国王弗朗索一世的行宫；也正是在那个地区，大仲马写出了《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大仲马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并以基督山伯爵自居，一心想当堡主，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城堡。1847年有一天，大仲马发现一块风水宝地，位于圣日耳曼昂莱山脚，俯临塞纳河，他便买下一片坡地，请来一位建筑设计师，说道：
“我要造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配一座哥特式小楼，建在小湖中央。花园要建成英国式的，带几条小瀑布。”
“我这可办不到，仲马先生!这是一座黏土山丘，您造起楼来，要滑进塞纳河的。”
“您尽可以挖到岩石层，建造两层地下室。”
“这样一来，造价会高达二十万法郎!”
而大仲马的回答，足以刻画出他那豪爽的性情：
“但愿如此!”
整个计划如期实现。1847年7月25日，这座新建筑命名为基督山城堡，应邀前来庆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多达六百多名，盛况空前。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种盛况持续了几年，每天食客如云，高朋满座；其中许多人，大仲马连姓名都不知道，可见他的气派，比起基督山伯爵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仲马并不因此而停止创作，他往往让宾客饮酒作乐，自己却独自躲进湖中命名为伊夫堡的小楼里，将如潮的文思、奇妙的构想化为文字。
基督山城堡近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符合大仲马所追求的华丽。但华丽中也有文学家的特色，如窗帘的大挂钩上，饰有大仲马所喜爱的作家的侧身像。客人见挂钩上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雨果等人的侧身像，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没有堡主本人的，大仲马则回答：“我嘛，住在里面!”
但时过不久，大仲马就不满足于“住在里面”了，他让人给他雕刻了一尊半身像，堂而皇之地安放在门厅的正位，还配上一条座右铭：“我爱爱我的人。”
其实，这条座右铭，大仲马只讲了半句，而他在《基督山伯爵》一书中：才表述了完整的意思，那就是：“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正因为如此，我的最初译本取名为《基督山恩仇记》，也是有所指的：书中两大主线并行不悖，报恩报得彻底，报仇报得痛快。这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而《基督山伯爵》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就不足为奇了。
基督山城堡在风风雨雨中，历时一个半世纪，几经易手，也显出了沧桑老态，作为文物亟待修缮。果然有喜爱大仲马的作品而愿意出资者，最有名的要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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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他爱屋及乌，出资将基督山城堡整修一新，改成博物馆，使大仲马文友会有了落脚之地。
无独有偶，英国一位富婆，是大仲马小说迷，她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大仲马文友会，只要该会根据她列出的问题，举行一次问卷调查。这是百万英镑的巨额捐赠，大仲马文友会当然不敢怠慢，哪怕英国富婆所列的问题大多令人啼笑皆非，也要当作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严肃地印在问卷上。译者到基督山城堡参加书市的时候，就目睹了工作人员分发问卷的情景。
那场景有趣极了：人们看了问卷，就像欣赏奇文那样兴奋，以各自的情趣和想象力，认真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这里仅举出有关《基督山伯爵》的一小部分问题)：
“埃德蒙·唐代斯得到的财宝，您估价有多少?他使用了多少?还剩下多少?”
“您认为剩下的财宝，仍埋藏在基督山岛上，还是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书中有什么暗示或线索?”
“您认为这批财宝下落如何?是否被后人发现?您看到什么历史文献上记载了此事?”
“基督山伯爵和海蒂扬着白帆消逝在海上，您认为他们会到哪里定居?您是否获悉他们后裔的消息?”
如此等等，问题总有二三十个，印了满满两大页。同样滑稽的是，有些答卷者也灵感大发，写下稀奇古怪的答案，同英国富婆的问题相映成趣。譬如我的朋友，法国诗社主席夏尔潘特罗先生，就遗留财宝的问题这样回答：
“据可靠消息，大仲马掌握了这批财宝，为了埋藏起来，才建造了基督山城堡。其秘密记在一张隐形纸上，同法里亚神甫发现财宝秘密的那张纸一样，夹在大仲马的一本藏书里。大仲马死后，藏书拍卖，如今下落不明。”
中国读者看完了《基督山伯爵》，也可以回答英国富婆提出的问题，不必根据什么可靠的消息或文献，只要发挥想像力就行了。
这个译本邀请陈筱卿教授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