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稍微清楚村子里的人员成分之后邓时锋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再深挖下去，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们每家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想要在一见面就弄清楚是绝对不现实的，不过如果邓时锋决定要利用起这批人的话……他相信自己有这个时间去慢慢完成这些事情。
结束关于成分上的问题，邓时锋很快的便抛出了下一个他很关心的问题——今天袭击村子的那些人是谁？！
说起这些人，覃二和在座的其它人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相当愤怒，即便还没开始叙说这些人的来历，仇恨值便已经迅速的爆表。很快，在这些人你一句我一言的声讨，还有邓时锋脑中历史记忆的补充之下，邓时锋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特殊的环境背景。
首先要提及的是那些袭击者的行为并不是啥私人恩怨，而是明朝时期，广西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明朝政斧公开甚至是极力支持的武装夺田行为。
明代广西的农民起义，往往与田土问题密切相关。《怀远县志》史载:“凡大盗，起于官差之扰、田土之争。”一句话便清晰的表述了明朝封建社会后期，广西社会环境农民起义的特点。特别是由于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田土之争”又与民族斗争相联系，具有不同于其他省份的若干特点。
所谓“田土之争”，就是地主与农民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明代广西土地并过程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封建官府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占田。明初在广西驻有重兵，用以防范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朱元璋认为:“(广西)溪峒瑶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因此，从洪武六年起，明王朝廷便开始在广西设置一系列的军事镇压机关。除了十个卫所之外还在卫所下面设置超过三十个检巡司。从此以后，一个个军事据点，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广西各地，各重要据点都派军队驻守。据载，洪武、永乐年间，广西官军至十二万”之多。如此众多的官军驻守广西，每年需要大量军炯，而明初在广西由于实行军屯制度，军晌尚可勉强得到解决。到明中叶，据《弘治实录》卷六六记载：军屯破坏，“所领屯田，典卖都尽，”军队“一有调遣，相率逃亡。”到弘治年间，广西官军只剩下一万八千，“且官多庸懦，士多老弱，军政不修，兵威不振。”
明中叶广西同全国各地一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震动了明朝廷。规模较大者有大藤峡起义、府江府江起义、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明统治者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为着镇压农民起义，便大量招募士兵，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这种招募来的士兵，又称为耕兵或田兵，由政斧分与土地、耕牛、农具和种子，实行且耕且守。而这些耕兵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明朝统治者采用武装占田的手段从农民那里强夺来的。
明统治者首先把起义地区的土地称为“贼田”，实行武装占领，而后分给士兵耕种，使之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掠夺农民上地的有力工具。明统治者的这种武装占田之法，就是采用所谓“以夷攻夷”的手法，把广西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正如《嘉靖实录》卷三一二中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六月明朝廷的巡按御史冯彬在总结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经验时所指出的：“广西兵不满万而贼数万，每岁必召募以防贼，不若召募以剿贼，……据其巢，耕共土”；又说“盖贼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无不愿得之者，因其愿而令之，蔑不胜矣。”
在侵占的过程中，统治者不仅强占少数民族耕作的田地，对一些底层汉族人口的土地也没放过，因此加剧了广西民间的矛盾，明统治者在广西流官地区实行的武装占田，应该说是造成明代广西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发生的根本原因。
明王朝的统治着都已经公开赞许这种武装占田的方法来统治广西，有了高层的授意和撑腰，那么下面的人在武装夺田上更是有恃无恐干得极为卖力。而在执行过程中，官府是牵头者，执行上，则是由各地方的地主、大户人家以及土官为主要执行者，这些人由于身份特殊，和官府利益勾结较为深入，在执行中往往可以获得到利益的大头，因此在武装夺田的过程中均能找到他们的身影，而这其中，土官更是极力冲在前面的先锋队。
土官是从宋朝形成的，而明代于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土司（土官），由该族上层分子担任，按等级分宣慰使、宣抚使、按抚使等武职及土知府、土知县等文职，由子孙世袭。统治王朝承认土官在当地的实际统治权，并承认其具有私兵的权利，但国家一旦需要平叛、对外征战时土官必须要为统治王朝效力。这种羁縻制度自从宋朝形成并且完善后，明朝将羁縻制度发挥的更加充分，不仅在统治广西土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让广西土官和手下的私兵也逐渐走出原有的大山深处，东进进入到整个广西甚至出到外省更大更广阔的中国舞台上。在广西内，土官屡屡出现在镇压各种民变的场合中；在外省，也有瓦氏夫人带着狼兵北上抗击倭寇这样的故事发生，狼兵一词也从此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史书记载中。
虽说狼兵的战斗力到底是高是低还有很多争论，对倭寇作战是屡败屡战还是大获全胜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关于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说暂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