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居正的驿站改革虽然偏于刚、强，失于柔、巧，但起码比一心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好。
历史上的1629年，19岁的崇祯皇帝也干了一次驿政改革，不过急功近利的崇祯甚至连张居正的耐心还不如，只希望以一揽子的大刀阔斧改革，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区别：
张居正的驿政改革虽然也强硬，但至少着眼点还是减轻民众的负担，至于后来节省了上百万两银子，反倒只是附带的好处。而崇祯身为天子，却只是盯着这驿政改革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因此，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而只是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可谓舍本逐末、鼠目寸光。
此外就是刚才说过的，崇祯在改革的执行上操之过急，缺乏耐心。他在没有任何前置工作的情况下，一刀切的下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要知道，嘉靖时期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进行、逐步推进，均耗时数年。而崇祯的改革，却要求各地在几个月内立刻完成！
这你还不失败，谁失败？
按照高拱、郭朴他们对张居正的看法，张居正做事都还太急了，那换成比张居正还急了好几倍的崇祯，能不坏事？
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好比煎鸡蛋，你那火太大、太急，蛋肯定得糊啊！
试想当年红朝太祖那样的伟人，又拥有无可比拟的威望和效率足够高的行政队伍，最后都在一个“急”字上失了手，你大明哪一点都比不了人家，还能不出事？
高务实思来想去，大明驿站之所以成为盘剥当地百姓的毒瘤，关键还是在于它有盘剥的权力，想要消除这种盘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它失去这种权力。
但这个权力收回虽然容易，可收回之后还能维持驿站的作用就难了。
现在驿站有“盘剥”百姓的权力，许多偏僻之地的驿站都难以为继，年久失修都是小问题，规定应该拥有的车、马、驿夫等通通不达标，一旦有事，效率完全无法确保。那么试想一下，它如果还失去了盘剥的权力，这驿站设与不设，只怕是根本没有区别了——什么事都做不了啦。
但高务实毕竟是干过基层干部的，他很敏锐的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问题：大明的驿站实际上相当于后世那些“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算起来倒也是国有，但国家实际上不管你的吃饭问题，反而赐予你某些特权。
换做是谁，也得把这份特权用到极致啊，要不然上哪吃饭？
世无孔子，良心固然是个好东西，可毕竟不能当饭吃，饿死不是嗟来之食的人，永远是少数。
很好，这下子总算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出在哪了——还是那位太祖皇帝朱元璋。
没错，这个看似方便实则脑残的法子，就是这位真正打心眼里同情农民的洪武大帝搞出来的。
简直令人智熄。
所以大明的驿站改革，朝廷固然必须收回驿站盘剥地方百姓的权力，可是同时也必须负担起驿站的正常花销来。
那么这一来就出现了两个大麻烦：
第一个大麻烦是，朝廷现在穷得就差当掉底裤了，迄今为止高拱都还在为嘉靖朝还账，哪有钱负担驿站的开销？
第二个大麻烦是，朝廷为什么要负担各级官员出行的费用？哦，你说大家都是皇帝的臣子，出差当然要皇帝出钱？没错，可就算要负责，按理说朝廷也只需要负责中枢层面的官员出行才对，凭什么你地方上的官员出行，也要中枢财政负责？你地方上上缴中枢的税款才几个钱啊？朱元璋当年可是把林林总总加在一块的老大一笔税款都留在了地方，根本没有要求你们地方上上缴中枢的！
这个情况要让高务实来类比，就好比他是某南方省份的某市某县某乡镇官员，他现在要去北方某地考察学习，难道他这笔差旅费能直接找财政部报销去？
多大的脸啊朋友！
问题清楚了，根源也找到了，现在需要的就是想办法解决了。
咋一看，这是个死循环：朝廷需要驿站——朝廷没钱负担驿站——朝廷给于驿站特权——驿站盘剥当地百姓——官员盘剥沿途驿站——朝廷还是需要驿站——朝廷继续纵容驿站盘剥百姓。
说到底，这其中的根源还是在于一条：朝廷真的需要驿站。
别的不说，光是全国的公文往来，如果没有驿站，就全部都得抓瞎。那也就意味着朝廷的统治力被全面切断了，这还得了？
而且这承担全国公文传递的功能，即便高务实这种穿越者，也不敢乱出主意说成立一个私企来操办——误了军情、急政，哪个私人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别说这私企的“法人”本人了，真要是误了大事，怕不是连十八代祖坟都得让朝廷给刨了，这可不是什么法治社会，鞭尸、刨祖坟什么的，真干得出来。
好吧，驿站既然无可替代，那就只能想办法满足驿站所需的资金。
高务实对于现代财务也不是很懂，但他觉得，财务最根本的就是收入和支出，要想朝廷能养活驿站，无非增加收入而减少支出。
增加收入可以从之前驿站“盘剥”当地百姓这一点上来想办法，首先弄清楚大明眼下的驿站对于当地的盘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在朝廷把驿站的盘剥权收回之后，由朝廷直接从当地收取另一笔税款，单独走账，不能让驿站自己负责，最好也不要让当地官府负责。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