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高务实搞的水泥问世，大明已经逐渐接受了水泥这种新型建筑材料，这几年来，光从朝廷的角度来说，大同边墙整修、蓟北边墙整修等工程都大量运用到了水泥。而河工方面也同样如此，连续数年都大量购入水泥，用于加固关键河段以及新挖河段。
按照魏学曾和高务实交底所言，光是今年一年，河工方面用来购入水泥的款项就达到二十七万两，而本年河工的朝廷总拨款也只有七十一万两，购入水泥的花费占比达到了38之多。
这就很好理解魏学曾为此来找高务实商议赊账的事宜了——工部尚书魏学曾与河总潘季驯都是高拱提拔起来的，他们或许敢于将其他款项延后拨付，但对于京华水泥的货款，未经高务实同意，他们肯定不敢随意延后，这太影响内部团结了。
不过，既然是内部，相对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私下商议，于是就有了魏学曾今日之行。
高务实知道，京华水泥厂的水泥卖得其实是挺贵的，他并没有因为要“支援国家建设”就在这方面自己压价。高务实的思路一直都是希望大明朝廷建立起有效可行的新财政体系，能够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范围下完成国家的各项工程，而不是他高某人从头到尾学**。
他说自己愿意缴税，这是心里话，因为在他看来缴税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国家给于的良好商业环境，商人怎么可能取得好的利润率？好比一旦国家动荡，或许有部分商人能发财，但更多的商人肯定只能破产，这就是商业大环境的影响。
但缴税归缴税，正常的商业行为却不该被扭曲——当然在大明，扭曲的东西太多了，倒也不差这一块。比方说历史上万历三大征，很多后世之人都知道，那三场仗户部根本没有投多少钱进去，主要是靠万历帝的内帑在支撑。
事实上这种国家层面的战争，户部出军费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
还有万历中后期的各种因灾免税，免来免去也是内帑帮忙出钱，万历甚至不得不下诏警告户部“不要单恃内帑”。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财政制度扭曲：地方不肯收税——户部没钱所以不肯出钱——皇帝拿内帑补贴国用——内帑没钱所以广派中官收取矿税(商税为主)——地方上疏骂皇帝贪财——皇帝批评户部不作为并继续收矿税——地方越不肯缴税。
如此循环往复，局面越来越糟，地方官员觉得皇帝贪婪成性，皇帝也嫌这些官员屁用没有，于是整个国家大局越来越差，皇帝也越来越不待见这些官员。
说到底，关键还是官员觉得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哪怕是朝廷缺钱，不够了也得你皇帝掏腰包补上。而皇帝觉得你们光知道说这里要减税，那里要减税，减来减去户部穷得老鼠都不肯去，一旦国家有事，一个大子都拿不出来，尽要朕自掏腰包？朕难道会法术，无中生有便拿得出真金白银来？那行，收税这件事你们干脆就别管了，朕自己派家奴去收！
而太监们到了地方，除了肯定要完成皇帝交待的任务之外，当然也还得自己捞一笔“辛苦费”，于是压榨地方那也是常有的。这时候再加上地方官府的冷眼旁观甚至暗中怂恿，地方上闹出对抗矿监的乱子又有什么好奇怪？
说穿了，就是八个字：自私自利，权责不分。自私自利主要指官员，权责不分倒是可以怪万历自己——连带他的祖宗们。大明朝这么多年，居然没有一个皇帝觉得这套财政体系有问题，该改革！
在万历之前的皇帝们，竟然大多没有认识到税收不起来是件十分要命的事，到了万历，他其实还稍微“进步”了一点，认识到了钱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为不管办什么事，都得要有钱。只是他也没从制度上想办法，只能靠着“不要脸”去捞钱补贴这个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
历史上的万历“贪财”到了什么程度？有些商人竟敢身穿明黄服饰，而有官员报告给万历的时候，万历居然说：只要他们交钱就行。
高务实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是心大，还是哀莫大于心死？为了捞钱补贴国用，连这样在其他时代能被当做谋逆的大事，在万历眼中也只是钱的问题了！
当然，至少魏学曾现在还没有跟他商讨免费使用水泥，只是希望将付款时间延迟一些，这还是可以商量的。
“魏部堂，其实京华水泥厂也好，京华的其他产业也罢，具体的生意晚生是很少过问的。但是在商言商，生意归生意，延迟付账或者说赊账……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水泥厂方面会不会因为款子没有到位而影响开工，这个暂时晚生也还不清楚，因此具体的事情要具体商议。”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魏学曾不是热血少年，不会不懂其中含义，也不会要求高务实破家为国。他轻轻点头，道：“求真所言，我自然是理解的，不过我还有另外的建议，不知求真可愿听上一听？”
高务实笑道：“愿闻高论。”
“算不上什么高论。”魏学曾摆手道：“原本前次开港，无论是北方的天津，还是南方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其官港都是朝廷所开。虽然眼下天津港因为求真你的大笔投入，现在已经形成了京华私港为主，朝廷官港为辅的局面，但官港始终是存在的。”
高务实心中一动，但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略带诧异地问：“不错，那又如何？”
“那些官港都是工部营建，产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