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有点冷，晚上九点过后，到处就是安静的路了。把老妈安顿在五道口的旅店，打车穿过了大半个北京去南城李大人家，车一路过是呼呼的风声。
这样叙述，感觉有点萧索，不过，确实是我当时的感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也说不清为什么很想在离开前去看看李大人和他的孩子七七。
很奇妙的因缘，李大人的父亲是在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后来让他骄傲的儿子，而李大人也是在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才有了七七。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李大人抱着七七，可爱的小身躯靠在李大人的肩上，李大人则不断亲吻这个小生灵，那种父爱和温情让我内心里温温地感动。
去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李大人告诉我，他相信父亲的血就流淌在自己身上。我也相信。
奇妙的因缘。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显得那么充满偶然又似乎必然——我们的朋友参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没有认识李大人，我的人生逻辑肯定很不一样。
李大人是个直接而且狂热的人，他对新闻以及对人有一种很苛刻的坚持。他常常很直接地突破你说话的逻辑，不让你有试图掩饰的机会，指明你所逃避或者不敢面对、不明白的。
每次和他聊天，我时常都有种受伤感——有试图掩饰的挫败，也有的是，其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就被李大人这般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且批评了——我知道李大人内心的善良和本意，然而我总是难以遏制挫败感。
那个晚上也是。在这里重新叙述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那个夜晚，是因为，觉得这是个对我一辈子影响深远的夜晚。
那一晚的李大人依旧先问我：“怎么样？最近过得怎么样？讲一讲吧。”
然后我开始讲，讲父亲去世过后我在老家的这半年，讲我为什么坚持要从北京辞职回去陪老妈，讲我在老家那个小镇，骑着摩托车没有目的，也没有刻意地四处乱逛，讲我的无所事事，讲我提不起工作的兴趣，以及讲我对这种状态的恐惧。
李大人习惯在说话前笑一笑，然后开始说——那都是借口，你父亲的死其实不是造成你现在状态的根本原因，你只是用这个事情来掩饰或者逃避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当时很真诚地相信，从八年前父亲的中风起，我就开始了围绕于父亲的病、这个家庭负担的人生和工作规划，我觉得，我前段时间的状态很容易理解——失去了此前八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我的迷惘理所当然。在这个逻辑下，我会着急能否成名，着急能否赶快写本畅销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扛这个偏瘫的家庭。
当李大人这么说时，我很不能接受，我非常生气，不过他接下去的一句话让我懂了他的意思：“你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始终没勇气回答这个问题。”
他没有说下去，我或许明白了，他想说的是，在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此刻我再重新叙述的时候，已经理解李大人的用心。我很珍惜他的话。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
回福建的这几天，我自己在想，八年前的我，年纪刚好到了要思考、确定自己如何生活，确立一生的生存目标的时候，却因为家庭意外的病痛，就借此逃避回答了。
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时间，怎么去面对生活，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生活，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真正享受什么？
我根本不敢去判断自己的人生，也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我逃避了，我躲在所谓对家庭的责任后，躲在所谓对新闻的追求和梦想中。于是，任何一点生活的压力或者工作的变动都让我脆弱，把生活的节奏寄托在工作上，所以任何一点波动都会让我不安让我恐慌。
那天晚上，李大人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想想怎么生活，怎么去享受生活。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或许想说，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梦想以及磨难，不是简单的所谓理想还有阴谋，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概念，真实的生活要过成什么样是要我们自己完成和回答的。
或许，生活就是张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
离开李大人家里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我心里感觉到自那段时间以来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服。在此前，我不愿意和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联系，不愿意开口说话，或许也在于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更不知道要如何和朋友相处了。
那天晚上我着急着要和挂掉他许多次电话的好友成刚联系——他在我老家当电台副台长，是个和我探讨人生和新闻理想会激动到手发抖的工作狂，或者说理想狂。在我父亲刚去世的时候，他常常打电话给我鼓气。
人生的安排有时候确实就像拙劣的肥皂剧，第二天一早接到好朋友弈法的电话，说成刚走了。三十多岁的他死于心脏病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