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宫的决策给二十余万灾民一线生机，正午之前，大兴城延兴门外的辽阔旷野里，密密麻麻的帐篷一眼望不见边际，足有数万顶之多，官员们在杨素的吩咐下，将这灾民安置点打造成行军大营一般，先是分为并州、豫州、兖州三个安置点，每个安置点之内，又划出以州名命名的区域，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条理分明、道路畅通。
与此同时，大量官吏衙役也出现在军队和灾民对峙的街道，深入灾民群中宣传朝廷赈灾政策，让灾民退出城池。
灾民激愤的心情终于平息下来，在官员的安排下，纷纷退出大兴城，军队撤回驻地，只留下左右武侯府（金吾卫）两万名士兵负责维护安置点秩序，预备官员和国子监学生在朝廷的命令下，前去帮助灾民登记户口。一些响应朝廷号召王公大臣、民间富户也开始跟随官府赈济灾民，被分配到各个营区生火造饭、煮粥。
但也有一些曾经生活条件优越灾民认为帐篷不如房子、床铺住着舒服，便赖在被攻陷的新昌坊、宣平坊、升道坊、升平坊；如此一人影响一家、一家影响一大群，致使四个坊的店铺、酒肆、客栈给挤得满满当当的。
对于这些无赖一般的刁民，担任“赈灾总指挥”的杨素自然没有姑息养奸，他虽然没有像对待军队那般严峻，却也不会毫原则地宽容，那样只会助长坏人作恶之风。
在他一声令下，军队再次开进四坊，先是对这些据坊不朝着的灾民良言相劝，促使一部分盲从的灾民害怕离开，不过还有一些刁民中的刁民自以为是，认为军队不敢在天子脚下动粗，甚至还有不阴不阳的煽风点火、讽刺谩骂。
然而他们很快就为他们狂妄傲慢付出了代价，被他们讥讽了半天的军队等规定的时间一过，便开始暴力驱逐了。
一家家、一群群刁民一般的灾民流民扶老携幼，被早已恼火万分的士兵向城外驱赶，哭声震天；彪悍的青壮若敢反抗，便被棒打鞭抽。一切反抗得厉害的人，被当场斩首示众，变成了儆猴的鸡，但这还远没有结束，最后这千多户蔑视军队的刁民，一律被登记为奴籍。
这便杨素的深得军心之处，为帅时，他为了打赢敌人，治军严峻，将一些不遵军法抓去当敢死队，收到了令行禁止的效果；可是大战结束以后，谁要是敢去蔑视士兵、辱骂士兵，哪个官员敢去虐待伤残士兵，他绝对是第一个跳出来为士兵讨还公道的大臣。
这些刁民不知天高地厚的挑衅军队，无异于自掘坟墓、自我毁灭，落下世代为奴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任何人去同情。
正是强硬驱赶和及时的安抚，终于使灾民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一家家、一族族都乖乖的服从官府引导，前往三个灾民安置点居住。
灾民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灾民对四坊造成的破坏，令东西二市东主担心利益受损，二市店铺一律关门歇业，不仅如此，甚至京城各坊的店铺也都关了门。京城的危机也从灾民危机转化到粮价危机，粮价也从正常的三十钱步步推高，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京中粮商囤积居奇，等待时机再以高价出售。
到了第二天，粮价暴涨到了斗米百钱的夸张地步，这绝对是一个会令京城百姓大骚乱、大恐慌的价格。
节节攀升的粮价所蕴含的危机，在某些时候甚至会超过灾民危机，对于这一点，各级官府都有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京城并不缺粮。但是百姓人人云亦云之下，盲从大众的大量采购囤积，而设在东西二市的常平仓存储能力有限，当官方以平价把常平仓卖光之后，需要从太仓、广通仓运粮补充，排队等候的百姓见常平仓无粮可信，本能的以为官府也没有余粮，恐慌之下纷纷去私家粮铺采购高价粮，促使粮价进一步提升。
这种事情，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都难以避免，不过那时候更多是盐价，由于人们民智开化，且又有囤积居奇罪约束不法奸商，只要官府通过各种便捷渠道发出公告，受影响的区域和人群都不大。
而在大隋王朝，这种粮价暴涨的影响大得惊人，所以在这种民智未启、听风就是雨的年代，更加考验官府的公信力。好在公信力这种无形却异常重要的东西，杨坚不缺、大隋官府也不缺，当朝廷宣布从广通仓调三百万石粮食进京平抑粮价时，几乎失控的局势立即咔然而止，上午刚刚涨到一百二十钱的粮价迅速回落，各个坊门陆续开放，大兴百姓的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
而这时，各个粮铺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虽然朝廷没有去找他们麻烦，但是上当受骗、买了高价粮的百姓却不干了，纷纷跑去退货，又是一阵鸡飞狗跳，留下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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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刚过不久，从安置点巡视回来的杨集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延兴门，马车行进度异常缓慢，三个门挤满了争相出城赈灾的车队，有官方的、有王公大臣的、有民间富户的……为了名望、地位，大兴城内的世家门阀和富商都拼了。
不过这种于国有利、于民有利、于己有利的名利观，也是儒家推崇倍至的非义不取的名利观，无疑是一种正确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马车内，杨集正在考虑凉州的各种安排，按照朝廷的安排，将会把五万余户、高达二十六万人口的灾民全部迁移到凉州刺史府、总管府治下的庭州。
庭州也就是后世的准噶尔盆地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