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理性和感性的斗争，这种状态就叫作“心兵”。普通人心中可能随时都在打内战，如果妄念不生，心兵永息，自然天下太平，这就是王阳明所推崇的“不动心”的境界。
不动心
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
王阳明认为，一个有抱负、有修养的人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自己。面对外来的各种毁誉荣辱，不但不让它们触动、影响自己内心的安定，而且要将它们作为磨炼自己品性、提升自身素质的工具。王阳明正是因为达到了不动心的境界，才能在毁誉参半的生活中活出自我的精彩。
王阳明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他的同僚王思舆对季本说道：“王阳明此行，必定会建立极大的事功。”季本好奇地问：“你是凭借什么如此说呢？”王思舆感叹道：“我用各种言语试探，根本无法触动他啊。”事实果然证明了王思舆的判断是正确的。
面对人生中诸多的毁誉荣辱，大可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要以一种坦然自若的心态去对待，并借此来修炼自己的心灵，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以获得悠游自在的人生。
世间的事纷至沓来，只有做到不动心，才能得到真正超然物外的洒脱。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原本就是不动的。心不动，即便有三千烦恼丝缠身，亦能恬静自如。生活的智者总是懂得在忙碌的生活之外，存一颗闲静淡泊之心，寄寓灵魂。尽管忙碌中身体劳累，却因为时时有着一颗清静、洒脱而无所求的心，便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快乐。
苏轼是古代名士，既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又兼容了儒、释、道三家关于生命哲理的阐释，但即便这样，他也不能真正领悟到心定的境界。
苏轼被贬谪到江北瓜洲时，和金山寺的和尚佛印相交甚多，常常在一起参禅礼佛，谈经论道，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一天，苏轼做了一首五言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再三吟诵，觉得其中含义深刻，颇得禅家智慧之大成。苏轼觉得佛印看到这首诗一定会大加赞赏，于是很想立刻把这首诗交给佛印，但苦于公务缠身，只好派了一个小书童将诗稿送过江去请佛印品鉴。
书童说明来意之后将诗稿交给了佛印禅师，佛印看过之后，微微一笑，提笔在原稿的背面写了几个字，然后让书童带回。
苏轼满心欢喜地打开了信封，看完后先惊后怒。原来佛印只在宣纸背面写了两个字：“狗屁！”苏轼既生气又不解，坐立不安，索性搁下手中的事情，吩咐书童备船再次过江。
哪知苏轼的船刚刚靠岸，就看见佛印禅师已经等候在岸边。苏轼怒不可遏地对佛印说：“和尚，你我相交甚好，为何要这般侮辱我呢？”
佛印笑吟吟地说：“此话怎讲？我怎么会侮辱居士呢？”
苏轼将诗稿拿出来，指着背面的“狗屁”二字给佛印看，并质问原因。
佛印接过来，指着苏轼的诗问道：“居士不是自称‘八风吹不动’吗？那怎么一个‘屁’就过江来了呢？”
苏轼顿时明白了佛印的意思，满脸羞愧。
身在俗世操劳一生，却能心安、身安，着实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这就需要我们持一颗清静的心，带着激情去生活，不生是非分别，不起憎爱怨亲，就能够安稳如山，自在如风。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王阳明认为，大凡终日烦恼的人，实际上并不是遭遇了多大的不幸，而是自己的良知被蒙蔽，因而对生活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已。要想恢复自己的良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就要磨炼自己，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不轻起怒心、喜心、恶心、私心，不使心有一丝一毫的偏倚，保持心体的中正平和，自然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快乐与幸福。
静坐养心
孟源问：“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
先生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制，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
弟子孟源曾问王阳明：“我在静坐时，总是思绪纷乱，心里一刻也不得安静，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成效，该怎么办呢？”
王阳明回答说：“将头脑中那些纷乱复杂的念头强行抹去，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寻找到这些纷乱复杂念头的根源，观察它、改善它，在自己的内心中进行深刻反省，才能消除内心的那些纷杂思虑，你自然就会安静下来，这其实就是《大学》里所说的‘知止而后定’的意思。”
静坐是指放松入静，排除杂念，呼吸自然，主要是为了让人变得安静，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然后进入忘我之境。静坐可以让一个人的身体保持内外的平衡，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一个人若能在嘈杂中感悟宁静，也就达到了人生快乐的极高境界。
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感到不安。对此，许多大师如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都建议人们静坐。王阳明也极为推崇静坐养心，因而他才会建议弟子们“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闭目养神，渐渐地，外在的喧嚣和热闹都消失了，随即便会发现心灵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