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支队凑过头去看，原来高法医在死者的鼻孔里夹出了一根蓝色的纤维。
黄支队接过纤维，放在解剖室的显微镜下观察：“这是防水布的纤维，很多衣服都是用这样的材料制成的。”
“看来，这样的纤维还不少啊。”我仔细用刀片刮着死者脸上的烟灰炭末，果真在刮下来的漆黑的物质中，发现了一些蓝色的防水布片，最大的一块儿约有几个平方毫米。
高法医还在死者耳部附近用止血钳钳下来一块和皮肤粘连在一起的白色布片，布片的边缘也可以看到蓝色的纤维，布片上面印着m开头的一排英文，字迹无法辨认。
我接着说：“可以断定，现场燃烧的时候，有一件蓝色的衣服覆盖在死者的面部。这个白色的布片是衣服的商标。”
“这能说明什么呢？”高法医问道。
“心理学家有过一项研究，”我说，“如果一个人杀死了自己比较尊重、敬畏的人，会害怕看见死者的脸。有些人会用一些物体遮盖住死者的脸，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
“你是说，熟人作案？”黄支队说完，转头看向窗外蹲在地上的刘伟。
“调查情况显示，俞婉婷为人吝啬，没有什么非常要好的朋友，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关系，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侦查员在一旁说，“如果判断是熟人作案，那么她丈夫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是刘伟说他昨天上午就出差去了上海。”高法医说。
“他可以故意这样说，伪造不在场证据。”黄支队说，“我还看见了他手臂上有抓伤。”
我点了点头，低声说：“我也看见了，刚才我们分析死者可能抓伤了凶手，只是因为死者的指甲被烧毁，所以不能确证。我想，世界上没有这么巧的事情吧？”
“是啊，”黄支队说，“刚才他还那么激烈地阻碍尸体解剖。”
我脱下解剖服，走到刘伟旁边，说：“你下了火车就直接赶到这里来了对吧？麻烦你把返程火车票给我看看。”
刘伟一脸惊恐：“啊？什么？哦，火车票，火车票我……我，火车票出站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收了。”
“那去上海的火车票呢？”我问。
“也……也被收了。”
“原来你们出公差，差旅费报销是不需要票据的？”我盯着刘伟，看着他闪烁的眼神，逼问道，“还是出公差要私人出费用？”
刘伟的脸顿时红一阵白一阵。
黄支队说：“如果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
两名侦查员架着垂头丧气的刘伟乘车离开了。
“这起案件，不会就因为死者脸上的那个布片破获了吧？”我说，“我总感觉没那么简单。”
“哎哟，祖宗，”黄支队说，“简单点儿不好吗？你可别乌鸦嘴了。”
我低头笑了笑，说：“还有好多检验没有出结果，用这个时间，我们去现场看看吧。这么久了，现场险情也应该都排除了，可以进去看了。”
现场依然一片狼藉。除了没法燃烧的物品以外，其他的家具、货物基本都已燃烧殆尽。超市东面隔开的临时居住区域里也是如此，一个大衣柜被高压水枪冲倒在地上，一个光秃秃的床板横在那里，都被熏得漆黑。
我和黄支队简单巡视了超市，超市地面尽是积水，我们穿着胶鞋从东倒西歪的货架上跨来跨去，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估计有用的线索没被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也被高压水枪冲得干干净净了。
我走到床旁，戴上手套掀起了床板。突然，我看见床板的侧面和下面有一些点状的颜色加深区，和附着的烟灰炭末颜色并不一样。我打开勘查箱，取出联苯胺试剂，对这些区域进行血液预实验，得出的结果是阳性。
“师兄你看，”我说，“床板侧面和床板底侧都有血，这样看，应该是喷溅状血迹。”
黄支队走过来拿出放大镜看了看床板的血迹，说：“嗯，从形态上看，可以确定是喷溅状血迹，方向是从外侧向内侧。”
我说：“尸体是头朝床躺在地上的，头部又有创口，那么形成创口的时候，血迹确实是沿这个方向喷溅的。”
黄支队说：“知道你的意思，尸体躺的位置就是杀人的原始现场。”
我点了点头。
黄支队补充道：“既然这里是杀人的现场，死者又没有约束伤，说明凶手是可以和平地从最西侧的入口进超市，再走到最东头的床边。”
“大半夜的，”我说，“一个单身美少妇会让什么人进到自己的超市里呢？她一点儿警惕性都没有吗？”
“除非是熟人，”黄支队说，“开始通过死者面部的布片推断熟人作案我还有些忐忑，现在通过现场情况，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熟人作案了。看来抓她老公没抓错。”
我站在现场闭着眼，试图把现场的情况再还原一遍，可是总觉得损伤问题有些不能解释。于是我摇了摇头，说：“先回去吧，一边等检验结果，一边去看看对刘伟的审讯。”
我们在视频观察室看着审讯室内的刘伟耷拉着脑袋，一副无精打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招了没？”黄支队问。
侦查员摇了摇头：“反复强调他没有杀人，但是对于昨晚的行踪，他只字不提。”
“去火车站调一下监控，看他到底有没有去上海。”黄支队说。
侦查员面露难色：“这，火车站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