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席位，而是长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卢梭这个不论在社会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使它——用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获得最大的进步”、“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这位批评家谦虚地承认：“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这次里出来的”。
写自传总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然而对于卢梭来说，他这写自传的晚年是怎样的一个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岁，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尔克－米谢尔·雷伊，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毫无疑问，象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了漫长的坎坷的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居然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写自传作品了，何况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还充满了五光十色和戏剧性。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到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到《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呆下去，又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障而来：一七六五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在莫蒂亚的时候，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
整个自传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尔岛时，他仅仅写了第一章，逃到英国的武通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则是他回到法国后，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时完成的，这就是《忏悔录》的第一部。经过两年的中断，他于一七六九年又开始写自传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间写出来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了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年十一月。此后，他在孤独和不幸中活了将近八年，继续写了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忏悔录》就是卢梭悲惨的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合着辛酸的书了。这样一部在残酷下写成的自传，一部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传，怎么会不充满一种逼人的悲愤？它那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显出了这种悲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卢梭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污蔑、中伤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和攻击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一开始就向自己的时代社会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这定下了全书的论辩和对抗的基调。在这对抗的基调后面，显然有着一种激烈的冲突，即卢梭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决不是产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纠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由的。
卢梭这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从政体的日内瓦走到封建主义之都巴黎，从下层人民中走进了法兰西思想界，象他这样一个身上带着尘土、经常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和整个贵族上流社会当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即使和同一营垒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庄园、同时经营工商业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一直是在社会上层活动；狄德罗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虽然也过过清贫的日子，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卢梭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象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只是在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之后，才逐渐脱掉差的号衣，成了音乐教师、秘书、职业作家。这就使他有条件把这个阶层的情绪、愿望和精神带进十八世纪的文学。他第一篇引起全法兰西瞩目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那种对封建文明一笔否定的勇气，那种敢于反对“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不正反映了社会下层那种激烈的情绪？奠定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