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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先生此刻满肚子都是压也压不住的怒气。他替领事馆工作二十余年，对付过各式各样麻烦的人：讲道理怎么都不听的官员，把英国政府当讨债机构的生意人，把任何公平竞争都怒斥为天大不公的传教士；但他想不起来还有哪件事比手头的这一件更让他茫然无措。他本来是个温和的人，但今天毫无缘由地跟自己的文书发脾气，就因为对方拿来给他签字的那封信里拼错了两个单词，差点就要把这个欧亚混血的职员解雇。他是个勤奋的人，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在办公室里捱到四点；而今天四点的钟声一响，他立刻跳起来，要仆人取来他的帽子和手杖。因为仆人反应慢了几拍，又被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他们说领事们到后来都会变得有些古怪；那些在中国待了三十五年但中文差到还不会问路的生意人，把这种古怪归咎于领事们都得学中文——而毫无疑问，皮特先生是个地地道道的怪人。他是个单身汉，就因为单身被派到了很多与世隔绝的岗位上，据说那样的地方不适合已婚男子。太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本就古怪的脾性变本加厉，不可收拾，有些做派会怔住初识之人。比如，他的心思全然不在眼前的事情上，家里从不整理，所以永远是乱七八糟的，也不管自己吃什么，仆人们可以看心情随便给他准备，而且上报的开销堪称讹诈。他不遗余力地打击鸦片交易，但城里只有他不知道领事馆里就藏着鸦片，用人们在后门公开倒卖，生意兴隆。他热衷收藏，政府提供的房子塞满了他的藏品，锡镴器皿、黄铜制品、木雕，可这些都是他比较正常的趣味，他还收集邮票、鸟蛋、酒店商标和邮戳——号称整个大英帝国论邮戳收藏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因为常在寂寞的地方一待就是很久，他看了不少书，虽然远谈不上可以做汉学家，但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学和百姓等方面的知识，都比同行丰富得多；只是巨大的阅读量没有让他宽厚，反倒更加自负了。这个人的外表也很独特。身子又小又虚弱，走起来像一片随风飞舞的落叶；那顶插着一支公鸡毛的小小的蒂罗尔帽，又旧又破，吊儿郎当地歪戴在他的大头上，有种说不出的怪异。皮特先生秃得没剩多少头发，浅蓝色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显得极为无神，脏兮兮的一字须不加修剪，似要垂下来盖住上唇，但还是盖不住他嘴巴透露的戾气。此时，从领事馆所在的那条街走出来，他上了城墙，因为在这人头攒动的城市里，只有这里可以舒舒服服地散会儿步。
他是在工作上很下功夫的人，每件小事都殚精竭虑，但只要在城墙上走一走，总能让他的身心都放松下来。这个城市周围是广袤的平原，太阳落山的时候，在城墙上你常常可以看见远方的雪峰——那些该是西藏的大山了。但今天他脚步很快，眼睛都没有往两边看，那只胖猎犬在他前后欢蹦乱跳，他也没有注意到，只是用没有起伏的低沉声音跟自己念叨，语速还很快。今天的烦恼是因为接待一个自称俞夫人的女士，他作为领事最讲究细节，坚持要称她为兰伯特小姐。只这一件事，已经让两人的对话剑拔弩张起来。她是个英国女子，嫁给了一个到伦敦大学念书的中国人，两年前和丈夫一起到了这里。来之前，她信了对方的话，以为丈夫在中国是个大人物，还以为能住进华美的豪宅，获得崇高的地位，却发现自己被带到一幢人满为患的中国旧房子，这一惊可苦不堪言：除了没有一张西方人的床，连刀叉都没有，似乎哪里都是又脏又臭的。让她震惊的是他们会和丈夫的父母住在一起，而且他说儿媳必须对母亲言听计从。因为完全不懂中文，直到在屋子里住了两三天，她才意识到自己不是丈夫唯一的妻子。他少年时就成了亲，而后才背井离乡去外国掌握蛮夷的学问。当她严辞斥骂丈夫欺骗了自己时，他只是耸了耸肩。在中国，一个人愿意娶两个妻子是没有任何阻碍的，而且他还说中国女人并不以此为苦——这倒是不太符合实情。正是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她第一次造访了领事。他之前已经知道城里来了这么一个人——在中国，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的所有事情——所以她的登门对他来说毫不意外。同时他也对这个女人丝毫不感到同情。一个外国女子居然会嫁给中国人就让他怒不可遏，而且她事先都不好好打听一下就做出这样的选择，更让他恼火得好比这是故意在冒犯他本人。看外表，她根本就不像那种让你觉得会如此糊涂的女人。她是个老实、粗壮的年轻人，个子不高，相貌平常，讲话一板一眼。身上穿着一套定制的廉价衣服，头上是苏格兰人戴的那种帽顶有个绒球的圆帽。她的牙齿长坏了，皮肤灰暗，一双大手红通通的，保养得很不好。你看得出来她干过一些粗活重活，讲话时听得到英文里那种吊着嗓子的土话腔调。
“你和俞先生是怎么认识的？”领事漠然问道。
“啊，要说起来，是这么回事，”她答道，“父亲的事业一直经营得很好，他故世之后，母亲说：‘唉，这么多房间让它们白白空着也是罪过，我就在窗口贴张告示吧。’”
领事打断了她。
“他住过你们家的寄宿舍？”
“那也不能算是寄宿舍吧。”
“那我们就说它是公寓可以吧？”领事回答道，带着他那种浅浅的、略显自负的微笑。
此类婚姻经常就是那样来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