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le[1]
在马来亚没有比丹那美拉[2]更迷人的地方了。它靠着海，沙滩边缘是一带木麻黄树。政府依旧在荷兰人统治时建的市政厅办公，山上有灰色的堡垒遗迹，葡萄牙人曾以此对抗不服管制的土著。丹那美拉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商人迷宫般的宅院依海而建，等到傍晚暑气退去，他们就可坐在凉亭中享受海风；这样的家庭可能已经在这里住了三百年。很多人已经忘了自己的母语，互相用马来语和洋泾浜的英文交流。在马来联邦[3]，仅剩的记忆也大致随着刚刚故世的父辈湮灭了，活着的人只能依赖想象。
丹那美拉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中东[4]最繁忙的商埠，港口里千樯林立，那些快速帆船、中国式帆船依然会在通往中国的航线上乘风破浪。不过现在这个商埠已经死寂。它和所有曾经荣光的地方一样，留存着哀伤和浪漫的气息，活在业已消散的繁华记忆中。这是个倦意沉沉的小城，外人至此，渐渐褪去了本身带着的活力，不知不觉间会坠入当地人悠闲、慵懒的生活中去。几次橡胶业的蓬勃没有引发多少繁荣，反而它们的瓦解加速了小城的衰落。
欧洲人的区域非常安静。这里简洁、整齐、干净，来此定居的白人可能是政府职员或者公司的代理人，他们宽敞舒适的木屋掩映在高大的肉桂树下，都建在一个巨大的运动场周围。这个运动场不但面积广阔，而且草地被精心打理，绿得就像大教堂的院子。事实上，丹那美拉的这个角落的确静得隔绝尘嚣，像是到了坎特伯雷大教堂周围。
俱乐部面朝大海，是幢宽敞而破败的建筑，有种被人废弃的气息，进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个不速之客。它让你感觉这里其实已经停业了，为了改建或修缮，而你只是趁门没有关，鲁莽地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早上这里会有几个来办事的种植园主，喝上一杯甜味杜松子混调酒，再赶回园子去。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可以看到一两位女士在悄悄翻阅过期的《伦敦新闻画报》。夜幕降临，几个男人踱着步走进来，在台球室里找地方坐下，喝着苏卡斯酒[5]看别人打球。不过到了周三会热闹一些，楼上的大厅里会放起留声机，周围乡村的人都会来跳舞。有时候会有不下十二对舞伴，甚至可能凑起两桌桥牌。
就是在这样的周三我认识了卡特莱特夫妇。当时我住在一个叫盖兹的人家里，他是当地的警察局长。盖兹那天走进台球室，问我是否愿意凑一桌桥牌。卡特莱特夫妇是种植园主，周三会来丹那美拉是想让他们的女儿能难得高兴高兴。盖兹说，他们夫妇人都很好，低调、话不多，也很会打桥牌。我跟着盖兹进了牌室，见到了卡特莱特夫妇。他们已经坐好在牌桌边，卡特莱特太太在洗牌。看她老练的手法，我对这场牌局也颇为期待。她双手分别拿了一摞牌，灵巧地将牌角对插起来，一磕之后用一个干净而放松的手势将两摞牌洗在了一起。
这洗牌的技术已经接近戏法。喜欢打牌的人都知道没有持之以恒的练习是做不到这样完美的。我基本可以断定，能这样洗牌的人一定对打牌本身就极为热爱。
“你是否介意我和我丈夫搭档？”卡特莱特夫人问道。“否则我们一方赢了另一方的钱也没什么意思。”
“当然不介意。”
切牌之后我和盖兹坐下了。
卡特莱特夫人抽到了一张a，一边利落地发牌，一边跟盖兹聊着地方上的事情。不过我也意识到她在打量我。她看上去很精明，但也毫无恶意。
她大概五十多岁（不过在东方大家老得快，所以也不大说得准），头发扎得有些乱，总有一缕会从额前落下来，于是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不耐烦地往后撩那缕头发。你会疑惑为什么她不用一两个发卡，可以省去多少麻烦。她的蓝眼睛很大，但是颜色黯淡，透露着疲惫；脸色灰黄，而且都是皱纹；她脸上总像是有种尖刻的讽刺意味，虽然这种讽刺并非存心伤害谁；我后来发现这种表情主要是因为她嘴的样子。你看得出来这个女人很清楚自己的想法，而且不怕直抒己见。她打牌喜欢聊天（有些人对此深恶痛绝，但我倒不怎么介意，因为我想不出为什么大家在牌桌上要装得像是在追思会上一样），并且很快表现出有戏谑牌友的天赋。她的话的确犀利刻薄，但听着有趣，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被冒犯。要是她哪句讽刺的话略显过头，你要调动自己全心的善意才会觉得它好玩，但你同时意识到，卡特莱特夫人也不会介意别人这样说她。要是你难得凭运气讲出一句高明的反驳，把讥诮之意全转回到她头上，那张薄唇大嘴会不露感情地笑笑，但眼睛却亮了起来。
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我喜欢她的坦率、她的机敏反应，和她的其貌不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在意自己外表的女子。不仅仅是头发凌乱，她全身上下都是不修边幅的。虽然穿着高领的丝绸长裙，但她为了凉快解开了最上面的几个扣子，露出了消瘦、干瘪的脖子。裙子上也不干净；因为她抽烟无数，所以盖得自己满身的烟灰。她有次跟人说话稍稍站起来了一会儿，我就看到蓝色的裙子不仅需要好好刷一下，而且裙摆处都已经破损了，底下那双平跟靴子也很厚实。但这些都不要紧，因为认识她之后，这些打扮一点也不突兀。
和她打牌也很愉快。她出牌迅速，从不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