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突然把房子卖给了酒馆的老板。他在卡那特街上另买了一所宅子，那宅子里长满了草，宅子外的街道却很安静和整洁，并且一直通向远处的田野。
新房子比以前的房子要耐看些，正面涂着让人感觉温暖的深红色。新房子有扇天蓝色的窗户，还有一扇带栅栏的百叶窗，左侧的屋顶上遮着榆树和菩提树的浓荫，十分美丽。院子里、花园里有很多僻静的角落，最适合捉迷藏了。
花园不大，可是花草极其凌乱无序，这太让人高兴了。花园的一角是个矮小的澡塘，另一个角上是个杂草丛生的大坑，里面有一根粗黑的木头，这是原来澡塘烧毁以后的痕迹。
花园挨着奥普西涅柯夫上校马厩的围墙，前面是卖牛奶的彼得洛沃娜的宅子。
彼得洛沃娜是个胖胖的女人，说起话来像爆豆，吵吵嚷嚷的。她的小屋在地平线之下，矮小而破旧，上面长着一层青苔，两个小窗户，注视着远方覆盖着森林的原野。原野上每天都有士兵走动，刺刀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芒。宅子里的房客都是陌生人，一个我也没见过。前院是个鞑靼军人，他妻子又矮又胖。这个女人从早到晚嘻嘻哈哈的，弹着吉他唱着歌，歌声嘹亮。
只有爱情是不够的，
还要想法找到它。
沿着正道走啊走，
自有收获在前头。
军人也胖得像个皮球，坐在窗户边儿上抽烟，鼓脸瞪眼地咳嗽，声音很奇怪，像狗叫。
地窖和马厩的上面，住着两个车夫：小个子的白发彼得和他的哑巴侄子斯杰巴。还有一个瘦长的鞑靼勤务兵瓦列依。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叫“好事情”的包伙食房客。他租的房子在厨房的隔壁。他有点驼背，留着两撇黑胡子，眼镜后面的目光十分和善。他不太爱说话，不大被人注意，每次让他吃饭或喝茶，他总是说：“好事情。”
外祖母也就这样叫他了，不管是不是当着他的面：“寥尼卡，去叫好事情来喝茶！”或者：“好事情，您怎么吃得这么少？”
他的房间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还有许多用非教会的世俗字体写成的书，一个字我也不认识。还有许多盛着各种颜色的液体的瓶子、铜块、铁块和铅条。
每天他都在小屋子里忙来忙去，身上沾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他不停地熔化着什么，在小天平上称着什么，有时候烫着手指头，他就会像牛似的低吼着去吹，摇摇晃晃地走到挂图前，擦擦眼镜。有时候，他会在窗口或随便屋子中的什么地方站住，长时间地呆立着，闭着眼抬着头，一动不动，像一根木头。
我爬到房顶上，隔着院子从窗口观察着他。
桌子上酒精灯的青色火焰映出他黑黑的影子，他在破本子上写着什么。他的两片眼镜像两块冰片，放射着寒冷的青光，他在干什么？这太让我着迷了。有时候他背着手站在窗口，对着我这边发呆，却好像根本就没看见我似的，这很让我生气。他会突然三步两步地跳回桌子前，弯下腰像是在急着找什么东西。
如果他是个有钱人，穿得好的话，也许我会望而生畏，可他很穷，破衣烂衫，这使我放了心。穷人不可怕，也不会有什么威胁，外祖母对他们的怜悯以及外祖父对他们的蔑视，都潜移默化地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
大家都不大喜欢“好事情”，谈起他都是一副嘲笑的口吻。那个成天高高兴兴的军人妻子，叫他“石灰鼻子”，彼得大伯叫他“药剂师”、“巫师”，外祖父则叫他“巫术师”、“危险分子”。
“他在干什么？”我问。
外祖母严厉地说：“别多嘴多舌的，与你无关……”
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走到他的窗前，控制着自己的心跳，问：“你在干什么？”
他好像被吓了一下，从眼镜上方打量了我半天，向我伸出手来，那是只满是烫伤的手：“爬进来吧！”
他让我爬进去，从窗户爬进去，啊，他真了不起！
他把我抱了起来，问：“你从哪儿来？”
每天吃饭喝茶都见面，他居然不认识我！“我是房东的外孙……”
“啊，对了！”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可马上又默不作声了。我觉着有必要给他解释一下。
“我是别什可夫，不是卡萨列……”
“啊，别什可夫，好事情！”
他放下我，站了起来：“好好坐着，别动啊……”
我坐了很长时间。看他锉那块用钳子夹着的铜片，铜末落到了钳子下面的马粪纸上。他把铜末放到一个杯子里，又放了点儿食盐似的东西，又从一个黑瓶子里倒了点儿东西出来。杯子里立刻就咝咝地响了起来，一股呛人的烟冒了出来，熏得我一个劲儿地咳嗽，可他却颇有点欣然地说：“怎么样，挺难闻吧？”
“是。”
“这太好了，好极了！”
“既然难闻，那还有什么好的！”
“啊？不见得。你玩过羊趾骨吗？”
“羊拐？”
“对，羊拐！”
“玩过。”
“来，我给你一个灌了铅的羊拐。”
“好哇！那你快拿个羊拐来！”
他走过来，眼睛盯着冒烟的杯子：“我给你一个铅羊拐，以后你别再来了，好吗？”
这实在让人生气。
“你不给我铅羊拐，我也不来了！”我撅着嘴走进花园，外祖父正忙着把粪肥上到苹果树根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