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二点了。
末班电车拖着它那破旧的车身结束了一天的奔波。
月光像水一般泻下来。
屋内被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凉凉的蓝色，显得有几分孤寂。
房间的一角，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只台灯，灯罩下亮着一片黄色灯光。
琳丹伏在那灯下写日记。
只见细细的铅笔尖流畅地滑动在厚厚的本子上，似乎要追逐什么：5月24日
今天，我又想把最近的一些感触记下来了。
前头留下了一块空白。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半月了，我都没写一个字。可能是太忙了吧，唉！
那也只好让那个地方空着去吧！想想，也只有如此了。
根本顾不上写日记。不能怪自己。
现在已是深夜，我这才得以拿起笔来——算是忙中偷闲。
说也奇怪，这会儿我倒没有半点儿睡意了。
谢加尔同志明天就要到中央去工作了。这个消息让我们大家都非常难过。他是个特别好的同志。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他的友谊对于我们是多么可贵。
当然，谢加尔一走，我们的辩证唯物论小组也得解散了。
昨天，我们都在那儿呆到深夜，对我们的那些“辅导对象”的成绩进行检查。
当时，共青团省委书记奥吉莫也在，还有登记分配部部长杜菲坦。那位令人生厌的“万能博士”！
谢加尔特别高兴，因为在党史方面，他的学生保尔很出色地驳倒了杜菲坦。
很显然，这两个月的时间没白费，成绩不错，他当然高兴呀。
听说朱赫来要被调到军区特勤部去了。不知道为什么。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转交给了我。
他特别交待说：“您替我教下去吧，别半途而废。琳丹，无论是谁，都有长有短。这个青年还没有将他那不守纪律的缺点完全克服掉，他只凭借他那奔放的热情去生活，而这会使他走弯路。
“琳丹，据我的观察，您将是最合适他的指导员。我祝你成功。别忘了往莫斯科给我写信啊。”
他临别时这样叮嘱我。
今天，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地区区委书记察尔基来了。
我以前在军队里就认识这个人。
明天杜巴瓦就要将柯察金带来了。
我现在描述一下杜巴瓦这个人：他中等个头，肌肉发达，身强体壮。他于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零年入党。
他是因为拥护“工人反对派”而被取消共青团省委委员资格的三人之一。对他进行辅导可不容易。
他总是和我第二个学生尤列涅娃抬杠。头一天上课时，他就把她奚落了一大通：“我说老太婆，你的装束还不够齐整。既然穿军装，就得穿皮裆的马裤，带上马刺，戴顶布琼尼式的尖顶军帽，再加上马刀，不然就是个‘四不像’了。”
尤列涅娃也不甘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
杜巴瓦好像是柯察金的朋友。
今天就写到这儿吧。
要睡了。
像火一样的日头，炙烤着大地。
车站天桥的栏杆晒得都烫手了。
一群被晒得无精打采的人疲疲塌塌地走上了天桥。
这些人不是旅客。
由铁路员工住宅区去往城里的人，多半都走天桥。
保尔走到天桥的最高处时看见了琳丹。
她已到了车站，正在那望着走下桥来的人们呢。
保尔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
而她，仍是没有看见他。
他好奇地端详着她。
她穿着条子布的衬衫，下身是蓝色的粗布短裙，肩上还搭着一件柔软的短皮上衣。她那张晒黑了的脸映衬着松蓬蓬的头发。
她站在那儿，微微仰着头，阳光照得她眯起双眼。
保尔第一次用平时少有的神情看着自己的同志兼老师。与此同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琳丹不仅是个团省委的委员，而且也是……但当他一发觉自己产生了这种荒唐念头时，他立时就自责了，并且赶紧打招呼：“喂，我在这儿站了一个小时了，你都没看见我。现在走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进了检票口。
昨天琳丹被指派出席一个县的团代会，还派保尔当她的助手。
今天他俩必须出发。
现在乘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车次少，开车的时间都由全权掌握交通管制的五人小组来控制。没有该小组的通行证，任何人也进不了站。
所有的进出口都由该小组的卫兵把守着。
挤满了人的车站顶多能运走十分之一急于要走的人。
谁都不想留下，因为列车的时刻没有一点儿准，说不定一等就是好几天。
成千上万的人冲到了进出口，企望着冲进那比登天还难的车厢。
连日来，车站上人山人海，一会是包围的潮流，一会是扭打的事件。
保尔和琳丹想走进月台，但根本过不去。
保尔对这里所有的进出口都很熟悉，他领着琳丹从行李房来到了月台。
他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了四号车厢前。
车厢门口站着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反复地说着：“告诉你们，车上已经挤得满罐了，有命令，车厢连接板和车顶上都不许站人。”
心急火燎的乘客朝他冲过来，气恼恼地把交通管制组发的四号乘车证塞到他的鼻子底下。
每节车厢都这么争吵叫骂着，不可开交，无法平息。
保尔把琳丹叫到一边，说出了心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