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表姐刘玉芬本来应该是我表妹。
那年秋天一个光线很暗的黄昏，舅妈在给生产队的耕牛喂草，一头因常年吃不上精饲料而气急败坏的公牛突然发作，一蹄子踢到舅妈挺起的肚子上，刘玉芬在牛圈里出生了，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比我早出生一天。
表姐刘玉芬读到初二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老一辈的乡里乡亲说她长得像画里的人一样，十里八乡年轻一辈见过的最漂亮的美女也就是样板戏里的那几位，所以他们以孤陋寡闻的见识，就我表姐刘玉芬的长相争得面红耳赤，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刘玉芬比样板戏里的李铁梅、江水英、方海珍要好看得多，多在哪儿？没人能说得出来。同在初二（1）班的同学于耕田悄悄地对我说：“刘玉芬像电影里的海霞。”
表姐刘玉芬长着瓜子脸，笑起来眼睛、眉毛会跟着一起笑。夏天的时候，我和于耕田晒得像被压迫的黑奴，而表姐刘玉芬脸上白里透红，怎么晒也晒不黑。我问表姐为什么，她站在毒辣的阳光下，抹着一脸的汗水，很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戴草帽。”
那时候地里的庄稼跟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从种到收，整天萎靡不振、半死不活，乡下最好的年景也得缺三个月口粮，所以我们活着的目光一年四季基本上是盯着粮食和饭碗，而不是盯着姑娘。于耕田在课堂上畅想共产主义幸福情景时说：“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顿顿能吃上五碗干饭，肚子撑得像地雷，一碰就炸！”
于耕田的父亲是个瘸子，母亲是个瞎子，每年冬天，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今年刚进入腊月，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一个雪后放晴的早晨，我和表姐刘玉芬在村口遇到了站在风中瑟瑟发抖的于耕田，十五岁的于耕田瘦得像一只瘟鸡，脚上的灰蓝布鞋已经开裂，露出了冻得青紫的大脚趾。他抹了一把鼻涕，从草绳捆着腰的怀里掏出一张纸条，对我说：“灶屋两天都没冒烟了，借米也借不到，你帮我跟王老师请个假！”
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王老师，请假要饭一天！于耕田12月26日。”
我觉得要饭挺丢人的，迟疑了一会儿，把假条塞回于耕田的手里：“你自己交给王老师吧！”于耕田苦着脸说：“我怕王老师不批假。”
这时，站在一边的表姐刘玉芬一把抢过假条：“我交给王老师！”
自刘玉芬帮于耕田请过假后，我发现于耕田对表姐有些上心，每天在村口非要等刘玉芬来了，才肯去学校。有一次，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走在身后的于耕田将一个烤熟的红薯悄悄地塞到刘玉芬手里，动作隐蔽而迅速，刘玉芬不仅没有拒绝，脸上还有些激动。
寒假前一个有霜的早晨，阳光软弱无力地照亮了村里荒凉的屋顶和冻僵的麦田。我说：“时间不早了，得赶紧去学校。”于耕田用走资派般死不改悔的口气说：“等刘玉芬来了一起走！”
表姐刘玉芬那天没来，我们到学校时，光棍一根的王老师没追究我俩迟到，却把于耕田拉到一边没头没脑地教训了起来：“你请假要饭，为什么让刘玉芬送假条？”
刘玉芬不读书了。王老师为此上门做了家访，问刘玉芬为什么。刘玉芬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城镇户口毕业了能招工、当干部，我们农村户口读毕业了还是回家种田。”
于耕田听说刘玉芬不读书了，他也死活不愿读了。那天我们三人最后一次在村口碰面时，于耕田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读再多的书，也不给你当革命的接班人，只给你一根扁担，挑大粪！我要是再去读书，我就是乌龟王八蛋！”我看到表姐刘玉芬虽然没说话，却激动得满脸通红。
读初三的时候，我们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2
舅舅在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表姐刘玉芬帮忙淘米、洗菜、烧火。
于耕田也没去生产队干农活，他到河里、水塘里捞鱼摸虾，聚多了，隔三岔五拎到县城或集镇上去卖钱。听说于耕田不想读书了，瘸子父亲和瞎子母亲感慨万千，都说儿子长大了，他们对于耕田主动辍学表现出了相当的兴奋和激动。
我父亲虽然是一个乡村木匠，但他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国民政府大楼里修过楼梯和木地板，据说还见到过蒋委员长的背影，是见过大世面的，所以他要我继续读书：“总统府里的哪个大官不是读过书的？读书无用，不读书更无用！”
我舅舅其实就是读过书的人，正宗六年制高小毕业，全村最高学历，1949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50年在县镇反办公室帮着整理和抄写即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材料；1957年因说了一句“每亩一千斤都收不到，哪能收十万斤”被定为右倾分子，开除公职，回到乡下种田。舅舅由城里户口变成乡下户口，丢了城里人的身份，也丢了吃供应粮的饭碗，每个月三十二斤大米、半斤油，还有逢年过节时的白糖票、花生票、布票、肉票、肥皂票、香烟票，全都没了。舅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是早知道说一句话会丢饭碗，用老虎钳也别想撬开我的嘴巴，我宁愿咬断舌头也不说！”
舅舅回到乡下后，娶了我乡下的舅妈，一口气生下来四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舅妈在一些饿得饥肠辘辘的夜里浮想联翩地对舅舅说：“你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多好！”舅舅在黑暗中叹着气：“我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