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处长再次站了起来，将李正私闯日本武馆的背景和原因详细地阐述了一遍。
几位副局长相互对视了几眼，陈副局长反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更应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李正私闯武馆一事，的确为国家为特卫局造成了恶劣影响，我们让他功过相抵，已经算是相当开恩了。按照正常的规程，把李正扭送军事法庭都不为过。
李副局长也跟着说道：我同意陈副局长的观点。我也能理解齐处长和赵秘书对李正的战友之情。但是这件事影响重大，我们已经顾及到了李正取得的成绩，并对他开了小灶。否则的话，正如陈副局长所说，他应该被扭送军事法庭！
副军职警卫秘书乔德荣也跟着道：我建议应该举手表决一下。
当然，也有几位副局长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毫无疑问，陈、李、乔三位副局长算是反对派，他们之所以要在这件事上较真，不完全是针对此事。更重要的，是要达到某种职权目的。另外一些支持李正晋职立功的副局长，则是由局长的忠实拥护者，一直在支持由局长的决策，与那些别有用心的局领导暗中作斗争。
一直沉默的曹副局长不失时机地力挺由局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件事根本不值得我们大动干戈。至于李正私闯日本的事件，情节严不严重，应该怎样处置，由局长心里自然有数。我坚决支持由局长的决断，对李正同志既往不咎，lùn_gōng行赏！
紧接着又有三四名副局长及副军职警卫秘书，表示拥护由局长决策。
由局长似乎是有些为难。很多时候，尤其是这种高层会议，即便是有一位副局长意见不一，那也很难一锤定音。更何况，会议上很显然地分成了两个派系。
我见会议室进入了一种异常僵硬的氛围，不由得主动站起来，说道：我也补充几句！李正同志私闯日本武馆，不假。但是并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影响，那只是各位领导一相情愿的想象！
一出此话，所有局领导震惊。他们都拿一种异样的目光瞧向我。这种目光，几分疑惑，几分期待，甚至还有几分怨怒。
我近乎是情绪激动地道：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各位领导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往自己人身上强压责任？日本人横行霸道，日本tl组织为我们国家带来的灾难还不够多吗？是他们挑衅在先，是他们一而再而三地欺负和侮辱中国人，甚至还想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我们该怎么做？难道一味地忍让，逆来顺受？李正私闯日本武馆不假，但是他并没有对国家对特卫局造成任何的损失和影响。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是一种勇于对抗外敌勇于反击的热血精神！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地位，李正只身犯险私闯日本武馆，他是一个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他死了，应该是烈士，活着，就是英雄！
我慷慨激昂的陈述，引得其中三位副局长拍手认同。
但是陈李二位副局长却是淡然一笑。李副局长道：说的轻巧！这里面的原因，恐怕没你说的这么简单！什么革命英雄主义，纯粹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因为个人的一些利益得失，不惜私闯日本武馆。赵龙同志你这么袒护李正，是为什么？你是不是在影射自己的清白？告诉你，如果不是……按照正常原则，你和李正属于同样的性质！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日本政府就会拿这件事做文章，通过外交手段来找我们讨回公道！
由局长皱起眉头，拳头不断地轻点着桌面。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而我当然能听出李副局长省略的那句话是什么。他无非是想表达，如果我不是由局长的女婿，我将会和李正同样的下场，甚至还要更加糟糕。
这种会议场面，让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当年清朝政府向日本割地赔款时的情景。我相信在无能的清朝政府与日本签署不平等条约之前，中国内部会议上肯定也有过这么一番口舌之争。有一部分领导，总是喜欢高举‘以和为贵’的旗帜，将涉外问题看的如此敏感。一旦有中国人与外国人发生摩擦和矛盾，不管是谁挑事在先，责任总是归在自己人头上。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变相的卖国求荣呢？
陈副局长嘟了嘟嘴，似乎也要发表意见。我却抢在他前面说道：李副局长，照您这种逻辑，那么说，当年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武装抵抗日寇侵略，也算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吗？
李副局长脸涨的通红：现在形势不一样了，现在是和平年代！
我马上又将了他一军：哦？和平年代？亏您还是少将，是堂堂的共和国少将！对于军人来说，根本没有和平二字可言。军人只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准备打仗！敢问李副局长，现在世界真的和平吗？小日本儿什么时候放弃过对中国的阴谋和挑衅？从钓鱼岛事件，到现在的tl反动集团，哪一个不是针对中国的阴谋和分裂？日本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他们属于吃软怕硬型的，一味地忍让，只能让日本人更加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跟日本人交涉，坚决不应该让步，而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我觉得李正同志没有做错什么，他不但不需要为私闯日本武馆的事情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受到奖励。如果你们真的要处理李正这样的爱国军官，那么你们跟当年的汪伪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自己简直是过于激动了，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地反问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