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须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嫉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