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儿，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儿。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一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没办法，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儿，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儿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儿零活，打点儿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里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表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又顺应潮流，造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儿，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