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白沙瓦让我回忆起喀布尔过去的光景，那么，伊斯兰堡就是喀布尔将来可能成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宽，也更整洁，种着成排的木槿和凤凰树。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行人和黄包车挡道。屋宇也更美观，更摩登，我还见到一些公园，林阴之下有蔷薇和茉莉盛开。
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
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
“看！”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
“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
“留下过夜吧，”我说，“路途遥远。明天再走。”
“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
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
“将近两千美元。”
“两千……”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
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
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
“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
“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
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
“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
“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
“谁？”
“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
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
“那个男孩？”
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
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
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你见过他吗？”
“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