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卡比尔、索拉雅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理由：我们在拉瓦尔品第的小医院重新开张了，没有外科手术组，只是个儿科诊所。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
天气晴朗了好几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刚把脚伸出床外的时候，听到雨水沿窗户滴落的声音。阿富汗运气，我想，暗暗发笑。索拉雅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做完早祷——我不用再求助从清真寺得来的祷告手册了，祷词熟极而流，毫不费劲。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什么事这么好笑？”索拉雅说，将一张折好的报纸举在头顶。
“你可以将阿富汗人带离帕格曼，但却无法让帕格曼离开阿富汗人。”我说。
我们站在那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个正在炸菠菜面饼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现在跟哈桑的头发一样，都是棕色的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我跟一头银发的小个子卡比尔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十来个男人，有个是退休教师，另外一个是工程师，有个原先是建筑师，有个目前在海沃德摆摊卖热狗的外科医师。他们都说在喀布尔就认识爸爸了，而他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很敬重。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说我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真幸运。
我们谈起卡尔扎伊面对的困难，还有他那也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谈起即将召开的大国民议会，还有国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后即将重返他的家园。我记得1973年查希尔国王被他的表亲推翻的那个夜晚，我记得枪炮声和亮出银光的天空——阿里搂着我和哈桑，告诉我们别害怕，说他们只是在猎野鸭。
接着有人说了个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我们都哈哈大笑。“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是个幽默的人。”卡比尔说。
“他是的，难道不是吗？”我说，微笑着想起在我们刚来美国之后不久，爸爸开始抱怨美国的苍蝇。他拿着苍蝇拍坐在厨房里，看着苍蝇从这面墙冲到那面墙，在这儿嗡嗡叫，在那儿嗡嗡叫，飞得又快又急。“在这个国家，甚至连苍蝇都在赶时间。”他埋怨说。记得当时我哈哈大笑。现在我想起来，微笑着。
到三点的时候，雨晴了，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一阵寒风吹过公园。更多的家庭来到了。阿富汗人彼此问候，拥抱，亲吻，交换食物。有人在烧烤炉中点了木炭，很快，我闻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我听到音乐，一些我不认识的新歌星的音乐，还有孩子们的咯咯笑。我看见索拉博依旧穿着他的黄色雨衣，斜倚着一个垃圾桶，眼光越过公园，望着那头空荡荡的击球练习区。
过了一会，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是同学，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尔，看！”
她指着天空。几只风筝高高飞翔，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夺目。
“去看看。”索拉雅说，这次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
“拿着。”我说，把茶杯递给索拉雅。我告辞离开，鞋子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到那个风筝摊。我指着一只黄色风筝。“新年快乐。”卖风筝的人说，接过二十美元，把那个风筝和一个缠着玻璃线的木轴递给我。我向他道谢，也祝他新年快乐。我试试风筝线，像过去哈桑和我经常做的那样，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拉开。它被血染红，卖风筝那人微微发笑，我报以微笑。
我把风筝带到索拉博站着的地方，他仍倚着垃圾桶，双手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空。
“你喜欢风筝吗？”我举起风筝横轴的两端。他的眼睛从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风筝，又望着我。几点雨珠从他头发上滴下来，流下他的脸庞。
“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在马来西亚，人们用风筝来捉鱼。”我说，“我敢打赌你不知道。他们在风筝上绑钓鱼线，让它飞过浅水，这样它就不会投下阴影，不会吓走鱼儿。在古代中国，那些将领经常在战场放飞风筝，给他们的人传讯。这是真的，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把流血的拇指给他看，“这根线也没问题。”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索拉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