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未来的一个月里，我会沉浸在痛苦的想象中，想象着远方那座繁华的城市里，我最爱的人是如何与另一个女人喜接连理，我也会因为这种痛苦的想象而夜不能寐，寝食难安。
但是，让我寝食难安的远非此事，就在我和林启正道别后的那个夜晚，接到家乡的电话，母亲突发大面积脑梗阻，住进了医院。
我们三姐弟连夜兼程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送进了特护病房，医生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家属吗？来，签收病危通知书。”
我颤抖着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的十多天里，我长驻在医院里，除了几个小时必须的睡眠，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守在母亲的身边，昼夜服待，她已无法发声，无法进食，意志也几乎完全丧失，更严重的是，由于肾衰竭，她身体内无法正常代谢，任何药物对她都是新的伤害。我曾想过让她去省城的大医院，可是，以她的身体，如何熬得过几个小时的颠簸。
邹月和邹天更是毫无主张，经常无助地问我：“姐，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只是满心懊悔，也许，我把母亲接到身边，积极地寻医治疗，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无望地看着她，慢慢地萎缩，慢慢地向死亡走去。
林启正的电话还是每日必至，我努力掩饰着，不让他知道我的状况。没有必要吧，在他新婚燕尔的时候，告诉他这样不快的消息。
高展旗经常会千里迢迢地赶来探望，努力说些打趣的话让我笑笑。有一天午后，邹月邹天都被打发回去休息，他陪我坐在病床前，手舞足蹈地与谈起他新认识的一个女朋友，我忽然疲惫地说：“老高，别说话了，让我在你肩上靠一靠。”
他顿时安静下来，努力地挺直脊背，我将头轻轻地靠上去，闭目养神。
许久，我开腔：“老高，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说真的。”
“我做你的朋友做太久了，待遇可不可提高一点？”
“不可以。在我这里，朋友是最高待遇。”
“那个待遇比较低的人知道这件事吗？”
我明白他指林启正，摇摇头说：“不，我没告诉他。”
“为什么？”
“他没必要知道。你也别说，好不好？”
高展旗忽然叹了口气：“唉，邹雨，其实你过得真辛苦。”
谁说不是呢？我的眼眶潮红了，闭着眼睛，靠着他的肩，不再言声。
十一月五日的凌晨五点，我的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我们。医生将白布遮住了她的脸，邹月和邹天跪在床前，痛哭流涕。我却一时头脑空白，只会呆呆地站着原地。
二舅走过来对我说：“邹雨，大姨、三婕，还有表叔他们都在等消息，你赶快给他们报个信吧。”
我懵懵懂懂地一个人走出病房，来到外面的停车坪里，开始拨号码。
电话通了，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看来大姨他们睡熟了，这时候报死讯，真是惨忍。
我正准备挂机，忽然，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喂，这时候还没睡吗？”
——是林启正！我以为我拨的是大姨家的电话，谁知，在下意识里，我竟把电话拨到了他的手机上。
“对不起，我打错了。”我连忙说。
“没关系。可是你怎么这时候还没睡，出什么事了吗？”他关切地问。
漆黑的夜晚，我孤独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坪，深秋的寒意使我瑟瑟发抖。他温柔的问话击穿了我强撑的神经，我颤抖着声音，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启正，我很难过，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都是我的错，我早点带她去看病，我早点送她去换肾，我多陪陪她，和她说说话，就好了……我后悔死了！……都是我的错……怎么办？”
“邹雨，别急，出什么事了？谁出事了？你慢慢说。”他在电话那头依旧镇静。
刹那间，悲伤开始决堤而下，我双腿一软，坐倒在水泥地上，开始放声哭泣，边哭边对着电话里的他喊道：“启正，启正，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妈妈了！我妈妈死了！我再也没有妈妈了……启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妈妈死了，我该怎么办？……”
林启正应该被我吓到，在那头不停呼喊我的名字，试图安慰我，我哪还有理智与他交谈，只知蹲在黑暗里，抱着手机哭个不停，直到手机因为没电而彻底关机。
早上九点多，傅哥赶到了医院，在太平间找到我。
我和他走到门外，他气喘吁吁地说：“这个地方不好找哦，我查了好几个医院。邹律师，节哀。林总打长途回来指示我，全权代表他过来帮忙安排，有什么可以做的，比如说，用人，用车，你尽管说。”
“他在哪里？”这是我首先想到的问题。
“在美国，好象是芝加哥，上次听他说过。”傅哥回答。
此时我才想到推辞，我诚恳地说：“傅哥，不必了，我母亲只是一个小学老师，亲戚朋友都不多，所以明天的追悼会很简朴，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还是回去吧。”
傅哥连连摆手：“那可不行，林总指示我守在这里，我可不敢抗旨，当然，我站在这儿也不合适，有事你就打我电话。”说完，他好象想起什么，回身到车里，拿出一个崭新的手机。“林总还让我带个手机给你，估计你的手机没电了，让你换上。在路上我用车充已经充满电了，你放心。”
我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