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那一夜，发生了某件令人终身难忘的事，对于我、树下野狐和阿菩三人而言。
正如我在《北京一夜》故事开头所写——
许多人都不喜欢那座充满雾霾与拥堵的城市。
但偶尔，我还是会着迷那样的夜晚。春风沉醉兼沙尘呼啸的三月，后海盛开荷花的七月，秋月如镜锃亮的十月，白茫茫落得干净的腊月。
那一夜，北京严重雾霾。
下午，是中影集团的二〇一五电影项目推介会，刘慈欣、南派三叔、树下野狐、阿菩、八月长安……这些家伙都来了，还有我。对了，这个会上介绍我的小说《天机》电影改编的情况。
会后，中影集团喇总的晚宴上，八月长安、树下野狐分别问我要微信，我地回答——我还没用微信呢。
他们问我是生活在哪个世纪的人，我说十九世纪吧。据说，当天会上几百号人，只有两个人没用微信，一个是刘慈欣，另一个是我。
晚宴过后，闲来无事，我和八月长安、树下野狐、阿菩四人相约去了南锣鼓巷。我对那里略熟些，以前在巷子里的酒店住过。我们穿过热闹的人群，找了间酒吧聊天。
我说我有个习惯，在不同的城市，喜欢独自夜行。我走过哈尔滨冰封的松花江面，走过传说中危险的喀什街头。我专走人迹罕至之处，不为漂亮姑娘，更不为欣赏美景，或者说单调枯燥的黑夜就是风景。今年四月，我路过北京，住长虹桥，零点时分，独自出门，打出租车，直奔百花深处胡同，寻找“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地等”之处。午夜，百花深处胡同，安静，空无一人。我只拍了几张照片，对着空旷的巷子、老树、屋檐、门牌。一直往百花深处的更深处走去，后半夜里，独自走了一个钟头，只知道往东是后海荷花市场的方向。黑夜中穿过一条条胡同，有时撞上断头路，又只能寻找其他岔道。从最安静如坟墓的京城深处，渐渐听到远处的喧闹与歌声，直至豁然开朗的灯火，蓦地竟到了银锭桥。众里寻他千百度。
好吧，他们表示不解，仿佛我是男神——经病。晚上十点多，八月长安先回去了，剩下三个落寞的男人，便到南锣北口的新疆馆子吃烤串。二十串羊肉下肚，打道回府。这边打车似有困难，于是只得沿鼓楼东大街往东走去。我带着大伙往黑暗的胡同里转了转，最后又说兄弟们走回酒店吧。好啊，树下野狐和阿菩都赞同。我说从二环走到三环没问题吧。知道这段路不短，但在我的蛊惑下，他俩还是决定绿色环保低碳兼装逼靠两条腿走回去。
深夜十一点。安定门内大街拐角，有人蹲在地上烧纸钱，还有几十个黑色圆圈，残存着烧剩的纸屑。
这家刚死了人吧？不过，这也是人间烟火气，总比高楼大厦底下硬邦邦冷冰冰的好。
我们三人折向正北，沿着安定门内大街往二环路走去。没有选择打车，不是因为打不着车，也不是因为害怕会再遇到那个像冯唐的司机，仅仅只是想要在最漫长的那一夜里行走。雾霾茫茫。三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已过了北二环的安定门。树下野狐回忆起当年在北大读书时追女仔的往事，阿菩也说起什么事，不过我忘了。经过一个路口，发觉地上摆着两个酒瓶子，还有碗筷，盛着米饭与几盘荤素搭配的菜肴。这个……这个……不是给死人的供品吗？
北京深夜。清冷路灯下，摆在人行道上冰冷的饭菜。让我想起小时候每逢小年夜，家里都要做一桌子饭菜，必有条青鱼或鲫鱼，还要在饭碗上插筷子……都是给死去的亲人享用的。
别看了。我被他们拉走了。感觉到某种异样，仿佛周围空气里，弥漫一种淡淡的烟雾气——不是北京雾霾里那种惯常的肮脏感，而是火葬场的气味。
kee.
又走了好久，时间仿佛失效。树下野狐说：“哎呀！我们是不是有些傻逼？大半夜的，又没有漂亮姑娘陪伴，三个大老爷们，没戴口罩，在北京有毒的雾霾里走了一个钟头！”
“嗯，好像是的啊。”阿菩附和道。忘了是谁低头要打手机求助，却发现信号消失了。不会吧，这是帝都啊，二环与三环之间，雾霾还把手机信号给屏蔽了？
三个人的手机不约而同都断了信号。而且，我身上有两台手机，一台移动的，一台联通的，都没信号。妈蛋，3g与4g的无线网络也断了。
有点诡异了。我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看到一个公用电话亭便冲过去，这年头在大城市已不常见这玩意儿了。我拿起脏兮兮的电话筒，摸出从上海带来的硬币（这货在北京几乎不流通）塞进去，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
连特么固定电话都断了？我们面面相觑，再回头看四周大街。上穷碧落下黄泉，半个行人都不见。路边的高楼，还亮着星星点点的灯光，但在雾霾中朦胧而模糊。街上的车飞驰而过，这是帝都唯一不堵车的时节，却都打开远光灯，看来路灯都不管用了。
怎么办？往后走？但要经过那个有死人供品的地方，树下野狐提醒我们不要被孤魂野鬼缠上。往左走？倒是有条幽深的小巷子，夹在两个小区之间，但恐怕进去就得迷路，而且半点灯光都没了，不如我们在大路上安全。往右走？隔着整条宽阔的马路，前头的路口不知还要走多久。往前走吧。北国的刺骨冰冷中，身体和腿越走越热，耳朵却被冻得硬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