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就体验过克服自己弱点的满足，那么他就会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自己。人们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对个人的自我认识。没有自我认识，就既不可能有自我教育，也不可能有自我纪律。一个年纪幼小的人，不论他把“懒惰是不好的”这句话记得多么牢，理解得多么清楚，但是如果这种情感没有迫使他在实际行动中管住自己，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2]孩子的弱点如果总是通过大人的操纵去克服，那所谓“克服”就是不存在的虚幻，只能叫做屈服。屈服是不会成为孩子自我认可的一部分的，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再想屈服，就要从约束中挣脱出来。
陪孩子写作业还有一个坏处，有些家长因为陪孩子付出了时间和辛苦，就产生讨债心理，当孩子成绩不好或习惯不好时，就会说：我花那么多时间陪你培养习惯，你居然学成这样！这样的话更让孩子丧失自我管理的信心，同时也会产生负罪感，这对孩子的道德培养也没有好处。
最后想说的是，对于“陪”与“不陪”不要理解得简单化和绝对化。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家长应该培养孩子在学习上或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的自觉、独立意识，防止孩子养成依赖家长、没有自觉性的坏习惯。所以“陪”与“不陪”与其说是行为方式，不如说是一种教育理念，不能简单地从形式上界定它。比如有的家长整天忙着喝酒打麻将，确实也没时间没心思陪孩子，孩子干什么他都不管，这样的“不陪”与我们这里说的“不陪”，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惩罚你，不让你写作业
成人在教育儿童时之所以屡屡采取不合适的教育方法，使“教育”变成一种破坏性行为，有两个最根本的原因：一是不信任孩子，二是太相信自己。
孩子天生不反感写作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之所以后来变得不爱写作业，是因为在上学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写作业的胃口被一些事情弄坏了。被罚写作业，就是弄坏胃口最有效的一招。
《哈佛家训》里有一则故事：三位无聊的年轻人，闲来无事时经常以踹小区的垃圾桶为乐，居民们不堪其扰，多次劝阻，都无济于事，别人越说他们踹得越来劲儿。后来，小区搬来一位老人，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不再踹垃圾筒。有一天当他们又踹时，老人来到他们面前说，我喜欢听垃圾筒被踢时发出的声音，如果你们天天这样干，我每天给你们一美元报酬。几个年轻人很高兴，于是他们更使劲地去踹。过了几天，老人对他们说，我最近经济比较紧张，不能给你们那么多了，只能每天给你们五十美分了。三个年轻人不太满意，再踹时就不那么卖劲了。又过几天，老人又对他们说，我最近没收到养老金支票，只能每天给你们十美分了，请你们谅解。“十美分？你以为我们会为了这区区十美分浪费我们的时间？！”一个年轻人大声说，另外两人也说：“太少了，我们不干了！”于是他们扬长而去，不再去踢垃圾筒。
老人是位攻心高手，与其他人的直接劝阻相比，老人的说服工作不着痕迹，却有明显的效果。分析他的方法可以看到，老人先通过“给予”，把几个年轻人的“乐趣”变成一种“责任”，这是第一步，目的是降低“乐趣”。任何事情，当它里面包含有交换、被监督、责任等这些因素时，它的有趣性就会大打折扣。然后，老人通过减少支付，刺激他们对踹垃圾桶这件事产生逆反心理，这是第二步。最后，老人进一步减少支付，并且给出一个让他们不能接受的十美分，使他们在心理上对踢垃圾桶这件事产生排斥感，产生逆反心理。于是，原本令几个年轻人感到有趣的一件事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让他们成为“受害者”。这时再让他们去做，那肯定难了。
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和写作业没有关系，但它里面包含的教育思想却可以运用到儿童的作业管理上。那就是需要教师和家长在调动儿童写作业热情上，适当使用逆向思维，要刺激孩子对写作业的热情，不要刺激孩子对写作业的厌恶之情。
但现实中，许多教师和家长却把方法用错了。最典型且最愚蠢的做法是以“写作业”作为惩罚手段，来对付学生的某个错误。许多家长或教师的口头禅就是“你要再不听话，就罚你写作业”。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普遍了，惩罚手法之多之重，简直是触目惊心。
我听一位家长说她儿子因为忘了带英语作业本，被老师罚写一百遍“我忘记带英语作业本是不对的”这句话。老师这样做，已完全不是为了教育，仅仅是报复心理下的滥施淫威。孩子是弱势者，他没有办法，只能把这句话写一百遍。可以想象，这会让孩子感到多么恶心，英语课在他心中可能永远成为一门恶心课程了。
我还见识过一位老师，对于班里不听话的孩子，不打也不骂，就是下课不让玩，叫到办公室写作业。孩子的顽劣倒是治好了，但经她这样治理的孩子，基本上都永远不再爱学习了。
北京某所小学，要求孩子作业本不许有一个错字，如果出现一个错别字，不仅这一个字要写一百遍，整个这一页内容都要重写一次。这种“株连法”使孩子们在写作业时提心吊胆，生怕写错一个字，他们早已忘了为什么要写作业，他们只是在为“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