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法章和宁春霖走后，刘一民对《大众日报》记者发表了公开谈话。
刘一民在谈话中指出，此次临沂事变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在于五中全会制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动政策。由了这个反动政策，在各地的政权、武装都会肆无忌惮地制造摩擦，攻击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还会袭击的基层组织、八路军的办事处、兵站和过路人员。临沂事变只是个前奏，如果不悬崖勒马的话，还会掀起声势更大的**。没办法，中央制定了反动政策、下达了反动命令，各地的政权和武装都会闻风而动。如果谁不执行这个反动政策，就会被扣上通共嫌疑帽子，撤职、处分甚至会被关押、枪毙。
为什么会制定这个反动政策呢？刘一民分析到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抗战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略进攻节奏放缓了，蒋介石认为小不过尔尔，想灭亡中国只是一场黄粱美梦，对小的畏惧心理减弱了，对抗战前景看好了，又想腾出手来继续实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了。第二个原因是经过两年多的敌后抗战，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发展壮大，根据地越来越多，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让内一贯坚持的右派势力胆怯了、害怕了。
刘一民说临沂事变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坏事，是因为临沂事变本质上讲是打内战，不得人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国共双方军队在临沂城下ji战，日军在一旁捂着嘴偷笑，天天盼着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老百姓们在伤心难过。说临沂事变也是好事，是因为透过临沂事变，暴lu出了政策的丑陋面目，让坚持抗战的进步力量提高了警惕、多长一个心眼。人们会说：啊！又来这一手了！
接着，刘一民再次叙述了临沂事变经过，并针对张里元的《临沂事变纪略》进行了驳斥。
刘一民抓住张里元说的进驻临沂是奉了军委会的命令，驳斥说，军委会的全称是中华民事委员会，是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机构，处事应该公正公平。如果军委会要让山东省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进驻临沂，无需向张里元下命令，可以直接给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下命令，也可以直接给八路军教导师下命令。张里元是什么级别？不过是山东一个专区的保安司令，军委会越过苏鲁战区、越过山东抗战主力八路军教导师，直接给张里元下命令，于法于理于情皆不合。于法，这样越级下达命令属于法理上的程序违法；于理，越过苏鲁战区司令官于学忠和教导师长刘一民，导致上下级统属关系混乱；于情，破坏山东地方与中央的良好关系。蒋委员长下令八路军教导师配合作战时，就想起了他在教导师驻有一个通讯联络组，专司电报往来之职；要偷袭临沂了，蒋委员长就把这个通讯联络组给忘了，开始背着于学忠、背着刘一民去找名不见经传的吴化文、张里元直接下达命令了。中国成语里有一个词是专门形容这种行为的，叫“yin谋诡计”。堂堂最高统帅，竟然对部属玩yin谋诡计！这是中国的悲哀！
针对张里元说的在山东大肆破坏基层政权、建立政权问题，刘一民说道：不是八路军破坏基层政权，而是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基层政权都垮了、逃了。日军距离济南还有几百里，韩复渠就带着他的那些师长、旅长、团长和专员、县长、区长都跑他娘的了。不是跑到豫皖苏去，就是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蒋委员长之所以处死韩复渠，还不就是因为他是逃跑将军么？省主席跑了，专员跑了，县长、区长跑了，马良之流又投降日寇了，搞维持会，山东的政权全部垮了，老百姓想找人组织抗日都找不到。八路军就是想破坏的基层政权也破坏不成，哪里有区公所，哪里有县政府，哪里有专员公署？想找的地方政权比找兔子还难呢？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不组建地方政权行不行？没有政权怎么组织发动民众抗日？没有政权军队的给养怎么解决，难道让部队当土匪去抢么？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才在山东组建抗日民主政权，采取的是三三制原则，也就是人占三分之一，老百姓中的抗日积极分子占三分之一，社会贤达包括人士占三分之一。而且，八路军组建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的是选举制，比搞的独裁委任制不知道高明了多少，更能代表民意。比如张里元攻击的村级政权用黄豆选举问题，八路军是针对老百姓大多数不识字的情况采取的应急措施，虽然是一粒黄豆或者一粒玉米籽，但体现的是每一个庄稼汉的民主权利，有什么好指责的？要指责也应该指责，执政二十多年，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文盲，这是什么政府？与满清政府实行的愚民政策何异？现在可以请蒋委员长到八路军根据地看看，还有那么多文盲没有？八路军办的识字班、扫盲班、文化班、科技班遍布根据地每一个村庄。到底是八路军用科技文化武装老百姓的政策好，还是制造大量文盲的愚民政策好，每个人都会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的。
刘一民接着说道：“因为老百姓识字了，知道种地也要讲科技了，八路军推广的一年两熟耕作法就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土地出产成倍增加，在今年山东大旱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历史上那种饥民成群外出讨饭现象。仅仅是这一点，历朝历代没有办到过，执政二十多年没有办到过，八路军办到了。张里元说八路军不让他向老百姓拉粮派款，这难道有错么？张里元躲在临沂西南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