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顿时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呆在山里削坟砖看林场了吗？**挥手改航向，百万学子换战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差距太大，当时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燥，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内心深处立时产生阵阵恐慌，鼻子发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叹了口气答道：“妈了个逼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胖子劝我道：“别发愁了，人家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咱们是顾不上了，可能人家也用不着咱替他们操心，眼瞅着快下工了，晚上我请你们吃驴下水，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就是别外道，可劲儿造。”
我抹了抹淌下来的鼻涕，正要和胖子商量怎么收拾驴下水，这时候老支书回来了，他到大队去办事，顺便给知青们取回了几个邮包，这山里交通不便，我们来插队好几个月了，几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头一次看见有邮包信件，如何不喜出望外，当下把一切事情都抛在了脑后，我和胖子最记挂的，当然是家里的情形，可支书翻了半天，告知没有我们的邮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
我虽然知道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来东西，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正要转身离去，老支书又把我们俩叫了回来，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是寄给你们俩的。
我和胖子微微一怔，赶紧冲过去把信抢了过来，心里还十分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燕子也十分好奇，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看了看信封，信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所以里面还有个信封才是原件，显然发信人并不知道我和胖子插队落户的地址，才把信寄到了军区，随后又被转寄过来。
我拆开信件，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了起来，原来发信人是我和胖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甜，她年纪和我们相仿，是文艺尖子，我们一见如故，曾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的故乡，我们每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放手，结果后来手都肿了，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在窑洞里分吃过一块干粮，我们还在**接受了最高规格的检阅，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会在山里收到她的来信。
丁思甜的父母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丁家总共四个孩子，分别以“抗美援朝，忆苦思甜”为名，这也是当年给孩子取名的主流，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提到：写给我最亲密的革命战友胡八一和王凯旋，自从咱们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分别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咱们一起大串联的日日夜夜，早就想给你们写信，可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我想你们一定如愿以偿地入伍参军了吧，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的喜悦……最后请不要忘记咱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祝愿它比山高，比路远，万古常青，永不褪色。
从信中得知，想参军的丁思甜由于家庭成份等诸多原因，只好到内蒙克伦左旗插队，而且她显然是不知道，我和胖子的遭遇同她差不多，也没当上兵，被发到大兴安岭插队来了，读完了信，我和胖子半天都没说话，实在是没脸给丁思甜回信，又哪有穿军装的照片寄给她。
我从丁思甜的来信中感觉到她很孤单，也许克伦左旗的生活比山里还要单调，克伦左旗虽然同我所在的岗岗营子同样是属于内蒙，但不属同一个盟，克伦左旗是草原上的牧区，环境恶劣，人烟更加稀少，离兴安盟路很远，丁思甜唱唱歌跳跳舞还成，让她在草原上放牧真是难以想象，怎么能让人放心得下？我正思量间，发现胖子翻箱倒柜地想找纸写回信，便对他说：“别找了，连擦屁股纸都没有，到哪去找信纸，我看咱们在山里都快呆傻了，不如到草原上去玩一圈，顺路去看看咱们的亲密战友。”
燕子听我说要去草原，吃惊地问道：“啥？去克伦左旗大草原？那十天半月都打不了半个来回，这么多天不干活，你们的工分不要了？回来之后吃啥呀？”
我对燕子点了点头，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不考虑，工分是知青的命根子，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不同于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等地的兵团，采取准军事化管理，都是以师为单位的，以下有团、营、连、排、班等标准军事建制，兵团成员包吃包住每月有六元钱的津帖，兵团的优点是有固定收入，缺点是缺乏自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知青施行的是工分制，缺点是收入不可靠，优点是来去自由，请假很方便。也许会有人觉得奇怪，既然知青那么自由，为什么不回城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回去就没口粮了，而且所谓插队，既是户口已经落到了农村，算是农村户口，回去也是黑户，城市里已经没你这一号了，不可能找到工作，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活着不能不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