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蒋队长有问题？小马张大嘴巴看着龚老，满脸的不可思议。
几天前，小马和龚老一同去小山沟调查志军的情况，蒋队长几乎是全程陪同，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蒋队长这个人从外表看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庄稼汉，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为人处世颇有分寸，接人待物也很是用心，整个调查的过程中三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小马仔细地回想和蒋队长相处的细节，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良久，百思不得其解的小马终于忍不住出言询问道：“龚老，难道蒋队长才是凶手？”
话音刚落，小马又连忙否定自己的推测道：“不对，他是生产队队长，每天都要带队上工，应该没有作案时间！”
龚老笑道：“小马，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蒋队长当然不是凶手，不过他也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他和凶手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最起码他在我们面前说了假话！”
“假话？”小马疑惑道：“哪一句是假话？”
龚老朝审讯室看了一下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将志军审问完再来说这个事。”
小马连忙点头，警局传达室的老头已经几次在窗户外面故意咳嗽了，显然是在催他们赶紧结束今天的审讯，这里不是市警局，他们属于“外来人员”，还是要照顾一下这些人的感受。
龚老和小马再次坐在审讯桌前，对面的志军脸色阴晴不定，显然不明白两人这几近几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志军，蒋队长这人怎么样？”龚老冷不丁道。
“蒋队长？”志军显然没有料到龚老会问他这个问题，犹豫了片刻道：“老实憨厚，虽然话不多，但对人很热情，我们刚下乡那会，就是他带着我们盖宿舍，还带头将自家的粮食拿出来招待我们吃了两天饱饭，上工时遇到困难也是他手把手教我们这些啥都不懂的知青，所以我们当时都很感激他，听说他小儿子蒋涛顽劣，才特意让我出面教他读书识字。”
“他家几口人，家境如何？”
“一共四个，他、他老婆、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蒋坤，小儿子就是蒋涛……”
“只有两个儿子？”志军还没来得及介绍蒋队长的家境，龚老就打断了他的话，询问道。
在当时那个年代，信奉的是“人多力量大”，城里情况还稍微好点，一家两三个小孩属于常态，但在农村，基本每家每户都有四五个小孩，像茶花一家才生了三个的都很少。
志军回忆了下道：“好像不止，听说一共有四个小孩，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两个，所以他们才将蒋涛看得跟个宝贝疙瘩一样。”
龚老“哦”了一声道：“那看来他的家境就应该不怎么样。”
志军点头道：“是的，家境比较差，不过那个穷地方就没有谁家情况好的，能将肚子混个半饱就算不错了。”
龚老继续道：“那你们每个工分值多少钱？”
志军愤愤然道：“这事不提还好，一提气死人，那个鬼地方土地贫瘠，开垦难度非常大，我们每个工分只值八厘钱！”
文革时期是不允许外出打工的，所以志军所说的工分实际上就是当时农民的工资。
在生产队上工一般每天最少七八分，最多十二三分，平均一天是挣10工分左右，所以一天的收入其实就是10分工值多少钱。
最高的日值是一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个工分一毛钱，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收入了。
这样的生产队可以算是极为特殊的存在，一个县一般只有一两个，在那里，社员想说个媳妇很容易，附近姑娘都争着嫁。
高日值生产队自然有自己的诀窍，那可不是单靠种地的收入，都要靠搞副业。
前文说过，文革时期搞副业外出承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被发现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不过人都是会变通的，只需要找到可以挂靠的国营单位，账户和施工单位都挂在他们的名下，有了国营的幌子，再去承包那些单位的工程就行。
当然，对那些单位不能白用，要打点他们的头头，那年月都穷，送礼也简单，用麻袋装满土豆地瓜送两袋过去就一路绿灯了。
除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之外，绝大部分生产队都循规蹈矩，靠着土里刨食赚点工分。
日值七八角的很少，日值五六角的也不多，大部分都是日值三四角的。
个别生产队，土地瘠薄条件差的，日值就只有一两角了。
而志军所在的生产队每个工分只有八厘钱，也就是说日值只有八分，这种情况不被饿死就不错了，也就难怪为什么他费尽心机想要离开那里，看来除了被茶花的两个弟弟追打之外，收入太低也是他想逃离的原因。
志军一边诉说一边抱怨着当地的落后和工价的低廉，而一旁的小马脸上则露出了恍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