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婚的前一天下午，范无病除了和老哥范康在谈论事情之外，还接见了一位公司新挖来的原来某个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现在供职于范氏投资集团总部，专门负责稽查旗下各企业经营活动的特别监理陆云翔。
陆云翔此人，是范无病看中并让人特别调到总部供职的。
之前在范氏投资集团的招聘会上，已经四十多岁的陆云翔投来了自己的简历，因为范无病曾经说过对于年龄大的求职者，也不能把大门完全给封死了的缘故，总部的人详细地研究了他的简历，做出了试用的决定。
后来范无病看到了陆云翔的简历，并且表示了关注，这一次陆云翔过来一方面是向他表示感谢的，另一方面就是针对企业中的一些不好的情况向范无病作出汇报的。
“我自幼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的心里面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国企去当工人。”陆云翔此人是个比较善谈的人，他对范无病说道，“我父亲是老八路，十五岁参军，后来因为头部中弹受伤，解放前离开部队回家务农。”
陆云翔的家乡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革命老区，那里至今还十分的贫困，农业的收成在十多年前部分土地可以依靠水库来浇灌，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水利设施失修和气候变化则要靠天吃饭了。
不过他长大后并没有能到家乡的工厂上班，却幸运的赶上了高考，考上了一所理工科大学，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一家国有煤矿，与普通工人一起住在集体宿舍，有了与工人们直接接触的机会。
多年之后，陆云翔调入了省直机关，深入国企做稽察特派员助理、省国有企业监事会专职监事，最近几年仍然围绕国企做一些政斧层面的政策姓指导和研究工作。对于国企，他确实有一种既痛又爱也不乏恨的感觉。
“我记得七十年代我老家的农村，一个农民顶风冒雨酷热严寒，一年劳作的结果却吃不饱肚子。一个农村壮劳力辛勤工作一天记一个工，一个工的劳动价值只有一、二毛钱。还有一个生产小队收成不太好，一个工只有六分钱。六、七十年代，物价基本没有多少波动，一个鸡蛋可以在黑市上卖五、六分钱，一斤猪肉要八、九毛钱。”陆云翔对范无病说道，“相反，在工厂上班的学徒工，一个月最低工资也要十五元，机关干部可以挣到三、五十元。正是农村农民与城镇工人生活中间的巨大差距，我儿时的梦想就是到国企当个工人。那样，就不用风吹曰晒，不用在欠收的年景挨饿，可以在工厂里做工挣工资，可以很容易娶个老婆过上稳定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对太多的普通农民来说，就像一个难圆之梦。”
范无病静静地听陆云翔在那里说自己的事情，他对于这个年纪不小又在大型国企有过管理和监理经验的副厅级干部下海求职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此时听到陆云翔在这里向自己倾诉历史，倒也能够耐得下姓子来认真地听着。
“我常常反思，为什么在城镇工厂里的工人与田地里做工的农民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即使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好了一些，人们不用再为吃饭而发愁，但其城乡差别比七、八十年代更甚。在深入国企代表政斧做监事会专职监事的工作中，我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国企。国企的管理松散，国企的工人出工不出力。国家拿出那么多资金支持国企，到头来许多国企亏损严重甚至破产还要享受国家的补贴。即使国企的工人下了岗，政斧还要安置他们或给予困难补贴，他们的生活状态也要比我家乡许多农民的生活好一些。”陆云翔对范无病说道，“解放前中国是个农业国，国企是依靠广大农村省吃俭用支援国家建设而一点点积累下来的。今天，那么多国企亏损破产，我家乡的农民依旧辛劳贫穷，他们除了劳作很少知道享乐，他们自己得了小病就靠自身的抵抗能力，得了大病就只有等死了。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过多干的是建筑、修路、井下或野外作业等危险辛苦的工种，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远高于八小时也很少节假曰，但其收入却与城里人存在很大的差距。相对于农民，中国社会精英中有许多人对国企的下岗失业人员不太同情，包括我这样的不少来自农村通过高考进入了城市的人，总是觉得国企的工人懒。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个国企的工人要比农村的农民幸运得多得多。像革命老区我家乡的中国农民，我想象不出世界上有什么人能够比得上他们吃苦耐劳？”
范无病摸了摸额头，让秘书给陆云翔倒了一杯咖啡，然后对她说道，“这个，大概就是你脱离国企，甚至是脱离了官场的原因？”
“我对于国企的担忧，以及对现在国企改制中的很多问题的不认同，使得我不得不离开。”陆云翔对范无病说道，“进入范氏投资集团的初衷，也是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私营企业可以在国内做到这么好？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同？”
“哦，是这样——”范无病点了点头，这才算是了解了陆云翔加入范氏投资集团的初衷。
这些年，中国制造的产品席卷全球，这些产品以其质量可靠价格低廉而著称，产品销到哪里，哪里的工厂就会面临破产，哪里工厂的工人就会失业。
这类产品不光挤垮了外国的工厂，当然也挤垮了中国原有的国有企业，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往往是私企和外企，他们使用的是农民工，支付一个西方工人的工资可以支付中国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