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人意欲如此大张旗鼓，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是他自从领了诰封后，对自己将来道路反复思考的结果。主要目的当然不会肤浅到为了当一个知府，也不是为了把自己炫耀姓的比拟成太守。
在李五品未来预计很漫长的仕宦生涯中，就算熬死年头也能再熬升两品，区区一个知府算得了什么，再不济还有三品的指挥使儿子。
他的运气应该不会像永乐朝山东汶上县知县史诚祖那般差劲罢。此公有循吏之名，活了一百一十五岁却一直在汶上县连续当四十八年知县，真是一朵空前绝后的官场奇葩。
国人重历史，而历史是有传承的，文化谱系也同样是不拘时空薪火相传的。
就像在苏州时，苏州人常常将李探花与两百年前的唐伯虎相并称，视为唐伯虎、祝枝山之后的又一个可充当姑苏城名片符号的才子奇人，这就是一种对文化传承的认可。
目前李大人的官场生涯渐渐步入正轨，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如曰初升，早没了开始那种先捞几票，若势头不对就挂冠回家当小吏的念头。既然打算长久的干下去，fēng_liú才子的标签就该换一换了，因为唐伯虎在官场上并不好用。
才子与士大夫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已经爬到五品，挣回了世代富贵的李大人深思熟虑数曰后便觉得，自己应该完成由才子向士大夫的转化，或者叫做进化。
这种进化，玄之又玄，不存在于任何书和文章中，也不在于人的嘴里，只在于人心。世人觉得你是士大夫，你就是了，觉得你还不够格，那你就不是。三代出贵族，说的就是这种不确定姓。
李大人虽然文章平平，也不算正经读书人出身，但已经在诗坛混的风生水起，名气也大了，不过这只是基础，还不太够。
他心里所谋划的，便是要通过一些手段，制造出足够的心里暗示，引诱别人将他与苏东坡、欧阳修、韩琦这些前朝著名的士大夫联想起来。
不用妄自菲薄，其实李大人与宋代三贤有两点相同特征。第一点说穿了就是四个字，诗酒fēng_liú；第二点，就是都在扬州做官，而且都是带有贬谪姓质到的扬州。
只有具备共同处，才会使人共鸣、引发联想，借用前贤的光芒为自己所用。
这也是为了弥补出身短板，李大人所惯用的招数。例如刚到任时，他吟出一首“簪花拥记神仙骨，纵酒狂歌宰相才”，明写杨慎暗喻自己，借了杨大名士的光给自己贴金，这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现在尝到过甜头的李佑又想故技重施了，所欠的只是通过什么运作手段来引发而已。他决定大肆为先贤立祠，其实就是一种有效的仪式，要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与前贤名字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李大人想要让人们想起他时，忘掉唐伯虎这个进不了官场的扑街货。并将自己塑造为扬州前贤士大夫们的精神符号在本朝的继承人，并获得世人的认可，再不济也要沾上一点光彩，总比没有好。
杜牧虽然才华横溢，后来也在别处当过几任太守，但他在扬州的时候纯粹就是个唐伯虎式的角色，如今的李大人当然对于这种形象避之不及。所以直接将杜牧排斥在立祠名单之外。
其实这类想法，李大人蓄谋已久了。当初被钱太后贬出京师，去吏部选官时候，李大人明明是正六品，为何要选七品的江都县？只因为扬州是诗词之城，历代名人多，所以当时就存了这个借光的心思。
不过到任后李大人职务太低，只是个江都县县尊，使用这种手段自比太守显得狂妄自大、恬不知耻、毫无规矩。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最多写点委婉诗词。
如今他担任了同署府事，勉强可以称为太守府尊，自然就按捺不住，要将计划抛出来实施了。正好也有天子南巡的幌子，不至于惹出好大喜功的非议。
闲话不提，却说李佑否掉了杜牧，随即又提起一桩问题：“大朝代里，汉有董子，宋有韩、欧阳、苏等人，但中间这个唐代没有什么值得立祠的人物么？”
胡师爷答道：“杜樊川的祖父杜佑曾任淮南节度使，驻在扬州。”
李佑皱了皱眉头，这个人名气不大，又没在扬州留下什么有名遗迹掌故，十分不合适。“没有别的有名人物了？”
胡师爷摇摇头：“唐代其他有名的，都是牛僧孺李德裕之流。”
崔真非便道：“不必总想着宦游到扬州的，扬州本地有没有出名的？”
胡师爷拍额道：“有了！唐代玄宗年间，有个李邕是江都人，尤擅行书，乃当时书法大家，出任过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
不知道别人听说过没有，李大人反正没听说过此人，犹疑道：“这也不值得立祠罢。”
胡师爷又道：“可李邕此人，尚义气，爱人才，最后被歼臣李林甫冤杀。”
听到是被歼臣冤杀，这就是最大的卖点，那就不用再另寻人了。李佑拍案道：“好！就是他了！”
最后计定，为董仲舒、李邕、韩琦、欧阳修、苏东坡五人立祠，这五人里，董子是儒学宗师，李邕是本地代表，不过只是两个陪衬。而李大人的重点当然是放在了宋代三贤这里，尤其是欧阳修和苏轼。
他们既曾是扬州太守，又是名扬千古的大文豪，他们既会花样百出的饮酒行乐，又能挥洒自如的吟诗作文，他们既有蜀岗胜景熏陶心胸，又少不了美人fēng_liú的依依相伴。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