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高效的情报系统，宋献策和茅元仪第一时间就知道了皇太极的意图，他们得到情报甚至比崇祯早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茅元仪立刻就想到了皇太极的目的是入寇劫掠，他认为这是提升八贤王名声的好机会，唐军应该参加进去。
对于茅元仪的提议，宋献策也非常支持，不过派哪一部分过去就值得商榷了。满蒙联军超过十五万，而且全都是骑兵，如果他们动用的兵力少了，在野战中很可能被对方吃掉，如果动员大军过多，又容易引起崇祯的猜忌。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作战方式就与对方比机动性，只要派出足够的骑兵，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不过唐军内部成建制的骑兵都在北方作战，要想以大队骑兵入京勤王，就要从北方抽调兵力，因此宋献策和茅元仪联名给在高丽省坐镇的孙承宗写了封信，向他说明了情况。
看了两人在信中的解释，孙承宗也认为可行性很大，因此他立刻将吴之番的第一枪骑兵师从前线抽调了回来，准备投入到勤王的战场上。本来这个骑兵师如果从朝鲜出发，越过关宁军的防线入卫京师是最近的路程，可是先不说能否通过关宁军把守的山海关防线，这样做也等于直接暴露了朝鲜成为八贤王附庸的事实。
提前暴露自己的实力，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因此吴之番的骑兵师没有直接走陆路入京，而是坐上大船从高丽省出发，被运送到了浙南登陆。在经过数天的修整之后，骑兵师全部换回了唐军军服，从宁波出发北上勤王。
上次唐军被调动前往山东平叛之后，等于是崇祯皇帝开了一个先例，承认了八贤王所部唐军事实上的存在，这等于是给八贤王松了绑，让他不必遵循藩王不得拥兵的禁令，可以堂而皇之的率兵前往国内任何地方了。
这次崇祯发出勤王令，唐军自然也有北上勤王的法理依据，出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根本不需要再向兵部报备。茅元仪和宋献策商量之后，将驻守封地的各部陆军之中骑兵连都集中起来，统一编组成骑兵团加强到吴之番的骑兵师之中。
这样吴之番的骑兵师临时加强到了两万人的规模，对付满蒙联军也就更有把握了，另外也可以让在北方大战连场拥有丰富骑兵作战经验的吴之番所部，向这些封地内的新手骑兵们传授作战经验。
只要经历这次长途奔袭的大战，临时编组的骑兵们技战术会得到极大提升，未来再编回原部队他们可以作为骑兵的火种，训练出更多的强力骑兵来，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听说是北上勤王，吴之番大为高兴，他当即表示必然打败满蒙联军，给皇太极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大军随即起行，为了战时决策的准确性，孙传庭也临时作为师参谋长加入此次行动。
在国内打响八贤王手下强军的名号，这是茅元仪的本意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战准备相当充分，所有人甚至都配备了三匹马，用于携带物资和换乘。吴之番和孙传庭率军很快渡过了长江，向着北方前进，然而当他们再次渡过淮河之后，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夜枭为骑兵师送来了一个加急情报，农民军正在向中都凤阳进发，而在那里却没有多少朝廷守军驻守，明皇陵危在旦夕。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吴之番与孙传庭商议了一番，他们都认为明皇陵事关皇室龙脉不能不保。毕竟朱聿键也是朱家子孙，被刨了皇陵声誉有损，因此两人临时决定停止渡河，全军转道向凤阳进发。
为什么在山西的农民军会跑到安徽的凤阳去了，其实这还要从高迎祥率军进入山西说起。自从洪承畴担任了山陕总督之后，大批官军进入山西围剿高迎祥所部，农民军的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了。
洪承畴用兵沉稳滴水不漏，虽然进取心不足，但在步步为营的作战方式下，农民军的作战空间被大大压缩。高迎祥率领农民军与官军接战几次都遭遇了挫败，损失数万人却无法打破这个包围圈，最终张献忠提议全军向南离开山西，去更加富庶的南方获取粮食，同时还能避开洪承畴的围剿。
对于这个提议农民军的头领们全都表示支持，因此高迎祥率军转而向南，很快越过了濮阳进入山东境内。对于河南北方屯田的卢象升，高迎祥等人没敢去碰，他们选择了山东作为突破口。
在菏泽打破了几个城寨补充粮食以后，他们发现山东去年同样遭遇了大旱，粮食筹集并不容易。农民军头领们商量之后决定继续向南，因为越往南走灾情就越轻，粮食储备也就越丰厚，因此他们很快进入了徐州境内，并一举攻克了淮北府。到了这个时候，农民军的头领们突然发现，原来他们距离大明朝的中都凤阳已经不远了。
这些年被官军打压，农民军的肚子里都憋着一肚子气，结果张献忠提议进攻中都发大财，大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在淮北府征集充足的粮食以后，各路义军开始向着凤阳方向前进，这让各地官员大为惊恐。
农民军越来越靠近中都凤阳，而那里却没有防御的城池，这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当年朱元璋害怕城墙切断了龙脉，因此只在明皇陵周围修建了三道城墙，而附近的凤阳城墙却被完全拆除了。如果农民军发动进攻，凤阳总兵朱国相非常清楚，凭他手下的四千官军完全无法抵挡，为此驻守凤阳的几位大员不得不聚在一起商讨。
“四十万流贼正在向凤阳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