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顿沉默着，倒不是她不知道此刻说什么好，而是应该沉默。除了沉默，任何回应都是愚蠢并事与愿违。
大芳其实并不关心贺顿的反应，她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就不在乎了。最艰难的是第一步，剩下的就是继续下去。
“没想到吧？我的亲妈是一个小老婆，我从小就因为亲妈的关系，受够了歧视和白眼。你还记得红楼梦里的探春吧，多么有能耐的一个女子，可就因为是小老婆生的，命运就没法和正出的比。我爸爸是做大买卖的，有很多钱。如果没有那么多钱，他也养不起那么多老婆。爸有七个老婆，亲妈是最小的一个。我亲妈原来是唱戏的，因为我爸爸看了她演的戏，惊叹她的美貌，就把她娶回家。我爸爸对美貌有一种对古董般的热爱，喜欢收藏，喜欢把玩。只可惜古董是越来越值钱，女人随着容颜老去美貌不再，就越来越不值钱。做小老婆的人，还有一条翻身的途径，就是生个儿子继承香火，虽然不像皇帝的嫔妃那样母以子贵，却也是让自己扬眉吐气的好法子之一。可惜我妈的肚子不争气，只生了我一个女儿就再无动静。我从小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能和人家比。我就奇怪，我又不缺胳膊短腿，我为什么就不能比？亲妈就说，你是我生的！我说你怎么啦？亲妈就说我不如人。我说你哪点不如人了？亲妈说，我是做小的人。
“做小成了耻辱的印记。从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印记就扣在我亲妈的额头了，我出生以后，又遗传到我的额头。你一定奇怪，为什么我说到生我养我的母亲的时候，我不能叫她妈妈，只能特别说明是我亲妈。因为从我一出生，就不让亲妈喂养，我只能管大老婆叫妈妈，管自己的生身母亲叫小妈。大老婆说，一个演私奔的戏子，只能把孩子养成敲锣打鼓的杂役，对不起商贾之家和书香门第。我看过心理学的书，说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阶级。在大家庭里，老婆们是一个系列，就像高高的台阶。大老婆在台阶最上面，下面是做小的人们。其实，我妈并不是最后一任小老婆，在她之后，我父亲又娶了三个老婆，凑成了十个。本来他还想再娶两个，干脆成为一打，不想解放了，他的梦想成了水泡。家里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我亲妈是最没本事的一个。”
说到这里，大芳忽然话锋一转，问贺顿：“你知道吗？心理学里做过一个试验，一个著名的关于阶级的试验。”
“不。我不知道。”贺顿说。
“我告诉你。科学家们养了一群鸡，管吃管喝，让鸡群自由发展。结果鸡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排出了座次。假设有十只鸡，它们就分出了谁是头鸡，谁是第二只鸡，谁是第三只鸡……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一只鸡。这样的顺序就决定了吃食的位置，鸡食盆子端来之后，整个鸡群是不可以乱动的，只有头鸡吃过之后，第二只鸡才能动嘴，然后是第三只鸡……一直到最后一只鸡。鸡群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鸡长大了，它的座次就上升了。有的鸡有病了，它的座次就下降了。所以，整个鸡群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危机之中……你明白吗？”
说到这里，大芳注意地看着贺顿，等着回答。大芳读了很多有关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但贺顿没看过这个实验，便老老实实地承认：“只明白一点。”
大芳接着说：“我的亲生母亲，也就是我的小妈，就是这最后一只鸡。鸡群每日都要重新排序，方法就是头鸡依次把下面的九只鸡的羽毛都啄一下，第二只鸡就把后面的八只鸡都啄一下……以此类推，到了第九只鸡，就只有一只鸡可啄了，这就是第十只鸡。这里面的深意，你明白吗？”也许是畅所欲言的关系，虽然述说的是惨痛的往事，但大芳反倒比较有条理了，不像以往只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贺顿如今成了完全的听众，回答：“不太明白。”
大芳叹了一口气说：“我刚开始也是不大明白，再把这个实验看下去，才明白了。你猜，对鸡群排序来说，哪只鸡最残忍？”
贺顿变成了一个被老师提问的小学生，她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是头鸡。”那道理很简单，一个人或是一只鸡，要维持在团体中的领导位置，想必是要殚精竭虑地展示实力一览众山小，才能服众。
大芳说：“我原来也是这样以为的，甚至科学家们也是这样预计的，实际情况是——最残忍的是第九只鸡对第十只鸡的迫害。它每天都要拼命地凌辱第十只鸡，不让它吃不让它喝，让它衰弱和瘦损，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至于沦落到最不堪的地步，才能保持残存的优势……现在，你明白了吧？”大芳期待地看着贺顿。
贺顿被这个可怕的实验所震撼，她说：“我在想，人和鸡一样吗？”
大芳说：“一样！完全一样！如果一定要找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人更狡猾，更阴险。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更普遍。你知道吗？我亲妈就是那第十只鸡！所有的人都可以欺负她，都可以践踏她，她向所有的人赔着笑脸，趴在整个家族的最底层……”说到这里，大芳泪水涟涟。
贺顿无声地递过柔软纸巾，大芳使用纸巾的方法很特别，不是像别人那样在面颊上擦拭，而是把纸巾如同毛巾一样铺在脸上，顷刻间，半张纸巾就被洇透了……
贺顿索性把整盒纸巾推到大芳手边。
大芳的声音从一叠纸巾下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