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隔重洋的思念
聂鲁达，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在中国，提起拉丁美洲诗人，人们不假思索就能冲口而出的第一位，准是聂鲁达。的确，巴勃罗·聂鲁达堪称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拉美诗人。
聂鲁达是到过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拉美作家中的一个。来过中国的中、南美作家大概有这样几位：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52，1953年），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56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61，1967年），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1952，1957，1987年），而聂鲁达则来过中国三次，是其中来的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另外，他还是这些作家中既到过旧中国，又访问过新中国的唯一的一位。
如果聂鲁达能活到高龄，我敢说，诗人的中国之行必定还会有第4次、第5次……是的，他一定会穿洋过海而来的。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他魂牵梦萦的朋友；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朋友怀念着他。
聂鲁达与中国，可以说有特殊的缘分；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在中国人眼中陌生得犹如这块“新大陆”还不曾被“发现”。就在那个时代，聂鲁达启程向东方远航。1928年，他在赴仰光任领事时途经中国。
诗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到的是香港和上海——当时被残酷殖民地化的中国的两个畸形大都会。就在这里，他亲眼看到，在中国的海域中、内河里，新老殖民者的灰色装甲舰耀武扬威，挂着万国旗的海盗船横冲直撞。而中国，就像“一个穿着破旧的绸缎衣裳讨饭的母亲”：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穷得一无所有，
端着一只空空的饭碗，
站在一座庙宇的大门口。
世界各国的军队，
开进来又开出去。
墙上溅满了鲜血。
他们抢劫你，就像你是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屋。
……
而在这同时，从你的港口里，
却开走了一艘又一艘装满财宝的船，
那些冒险家为了争夺你的继承权、
你的矿藏和大理石，正吵个不休，
他们盘算着，在吸干了你的鲜血之后，
将怎样用一艘漂亮的船把你的骨头装走。
——《新中国之歌》
而与此同时，毒瘤般遍布的鸦片烟馆，张开黑夜的大嘴吞噬着无告而又无奈的国民，窒息着他们的精神：
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
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
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
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
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就在这次中国之行中，诗人亲身体验了这个罪恶社会的可怕——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他被拦路抢劫。抢劫者飞快地搜遍他的口袋、衬衫、鞋、帽，甚至连领带、袜子都没放过，强盗熟练麻利得像杂耍演员。他们抢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后，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当然，也就是这次遭劫，使诗人认识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真诚——当他走到有亮光之处，碰到不少人，这些中国人尽管与他语言不通、素昧平生，但是都极为热心地想帮他脱离困境。他们想方设法终于把诗人带到他乘坐的船上。
诗人看透了这繁华都市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下的罪恶。他满怀激愤、一语破的，称这里“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次旧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后来的新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对新中国如此深挚的感情。因为这个新中国，是诗人——这个“另一片土地的儿子”，“在大海那边”期待、盼望了多年的。他深知：“许多民族都消亡了，而你却依然存在。”他因此坚信：
你的群山、江河和峭壁，
你的天空、云彩和人民——
这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中国大地之歌》
当新中国诞生时，诗人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骄傲：“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回首话沧桑》）还有谁，能像诗人这样，对中华民族有如此情同手足的深切理解？
聂鲁达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国的深挚爱情，“怀着真诚得像大地一样的爱情”，来到新生的共和国的。1951年，聂鲁达和爱伦堡一起，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经蒙古来到中国，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给宋庆龄颁发国际和平奖。诗人的来访，给正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孤立之中的中国，带来了远在地球那一边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举行颁奖仪式之后，聂鲁达出席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参加者除受奖人外，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国家领导人。席间每人面前都有一瓶酒，供自斟自饮。朱德元帅正坐在诗人对面，他爽朗地笑着，频频举杯邀请诗人干杯。
在中国，聂鲁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以崇高的好客之情热情地接待他的中国文化界朋友：小说家丁玲、茅盾，诗人萧三、艾青等。艾青曾陪他一起游览北京市的风景名胜，如颐和园、香山卧佛寺等，还送他一本齐白石画册。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