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院长在蔡教授的办公室里比划着，道：“杨锐摆了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另外还有一张行军床，房间中间还空了不少地方，哦，中间是火炉，周围有几把椅子，他还用火炉烤牛肉，说是明炉烤肉更好吃，调料都是全活的，装在小瓶子里……”
蔡教授在刘院长生动的描述下，瞬间在脑海中形成了杨锐的临时办公室的景象：不大的办公室，但是舒服的办公室……还是能烤肉的办公室。
“离子通道实验室呢？离子通道实验室的条件不差吧，杨锐不在里面办公吗？”
“我觉得，也许是清华的临时办公室更安静。看起来，挺适合写作的。”
蔡教授本来想说离子通道实验室也很安静，但是想想现在膨胀到接近30人的规模，他就不好这么说了。同样是实验室主任，蔡教授可是知道几个实验组忙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如果老板在实验室里的话，会不停的有人来询问如何如何。
实验室的工作就是这样，事无巨细的需要老板的参与，许多时候，蔡教授也得亲自操作显微镜，或者拿起移液管。
想要做一名甩手掌柜不是不行，但实验室的进度往往会落后的厉害，如果实验室里的副手有能力单独其他实验室竞争，或者达到实验室主任的水平，他多数也要独立出去了。而在实验室里，数量最多的科研汪和头犬们的人生目标并不是为实验室添砖加瓦，他们在实验室里努力工作的目标，是想尽办法的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以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因此，实验室主任出现在实验室里的时候，科研汪们会将多日积累的疑问放出来。
这时候，实验室主任的工作就是回答各种疑问了，就像是给"研汪的薪水一样。长期不出现在实验室里的实验室负责人，就像是长期欠薪的包工头，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有道德隐忧。
当然，经常性出现在实验室里，并不代表要永远呆在实验室里。蔡教授在实验室以外有自己的办公室，当他要做行政性工作的时候，就会到这里来。
“咱们也给杨锐找一间办公室？楼里还有房间吗？”蔡教授问。
“怎么可能有。”刘院长摇头道：“现在的办公室都排不开了，再说了，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人家清华给的是临时办公室，临时用一下，谁都不好说什么。再说了，杨锐在清华又没有实验室，咱们已经分配了实验室，再分配办公室的话，肯定不合适。”
“这是个麻烦。”
“是呀……要是别的老师来找我要办公室，我肯定说尽力克服一下，偏偏杨锐并没有要求办公室。”刘院长的表情很无奈，给人送东西向来是最麻烦的。
蔡教授沉吟片刻，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问：“杨锐写的怎么样了，他写到多少章了？”
“十几章吧，因为是英文的，我没有仔细看文稿，你知道的，我读英文的文章慢的很，也累……”刘院士说着笑笑。
蔡教授的眼睛眯了起来：“你看到的《基因组学》是英文的？”
“对。”
“基因组学是他上课的内容吧……他是以自己的教案为蓝本写的这本书，他上课的时候，用的肯定是中文吧。”
“当然，当然是中文。”刘院长回答。
“所以说，他写了中文的教案，又整理了一份英文的？”蔡教授的逻辑很清晰。
刘院长也发觉了问题，迟疑着说：“大概是这样……我看到他桌子上的英文版，当时没多想。我还提出让咱们北大的出版社帮他出版讲义，然后，杨锐说已经联系了出版社，想先等他们的消息。”刘院长顿了一下，又道：“我联络了清华的?友，杨锐也没有在清华出版。”
“他当然不会在清华出版了，他是想在国外出版。”身为高阶学者，蔡教授很能理解杨锐的想法。
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版的专著，世界主流学术界根本不关心。
就好像某埃及著名学者以阿拉伯语发表的专著，除非是民族学著作，否则，根本不会有剑桥或者斯坦福的教授去阅读它，想阅读也没有条件，自然就泯灭于众人了。
所以，在这个英语占据世界主流的世界里，论文要发表在英文期刊上，专著也一定是要以英文的形式在英语国家出版，才能受到可能的广泛的关注。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二战前的德语，达尔文时代的拉丁文。
中国六十年代做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论文都是一篇中文一篇英文的发表，中文的发表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英文的发表在国内唯一的西文科学期刊《iasinina》（《中国科学》）上。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在二战后，将大量的论文以本国语言发表——苏联和日本。苏联是世界一极的时候自然不用说，苏联完蛋后，俄文期刊也就算是完蛋了。日本则是另类典型，在日本高速发展的时代，在那个日本人可以说不的时代，日本的论文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以至于一些英语国家的学者在日本人占上风的领域，不得不找人翻译日文论文。
听起来很爽是没错，然而，现实是不会向精神屈服的，有时候，人们以为现实屈服了，但很快，现实就会像是永不弯折的竹子似的，飞快的反弹回来，重重的打在你的脸上。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能跟上时代的日本学术界，衰退的比经济还厉害。虽然还是有很多日本人以日文发表论文，并被中国人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