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是朱允炆早就想做的事情，只不过之前条件还不够成熟。
即使在建文十年，也不能说条件完全具备。
摊丁入亩，顾名思义，就是将徭役折算成银两，进而分摊到田亩上，自此国家只对田亩征税，不再对个人征税，通俗点说，就是不再无偿使用劳力，到那时，如果国家需要完成修浚河道、运粮边关、修建宫殿等等事务，就需要出钱雇佣百姓做工，这对国家是一种约束，同时对官员贪腐也能形成一定的制约。
从本质来说，这是劳动力货币化的一种体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和人口统计相比，土地统计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土地既不会跑，也不会繁衍，更不会死亡，所以对土地征税，可以让政府拥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进而量入为出，财政收支逐渐转向预算化。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拥有土地的富农地主，因为分摊了丁税，其负担必然会增加，这必然会引起许多地主，尤其是大地主的不满，而这些大地主，往往是社会舆论的主流。
所以，可以想象，朱允炆在后世的名声，不会太好，而卓敬等人，很可能会被扣上“聚敛之臣”的帽子。
另外，摊丁入亩对朱家政权的稳固，也是有利的。
原因很简单，摊丁入亩相当于将大部分穷人的税负转移到富人身上，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社会矛盾，降低农民起义以及各类革命运动发生的概率，进而促进国家的稳定。
最后，徭役折算为银两，客观上需要大量的白银，而华夏自古以来就是缺少金银的国家，宋朝时出现的交子，与其说是金融理念先进，倒不如说是穷极思变；交子的这种思想被蒙元和大明所继承，某种程度上确实繁荣了经济，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纸币迅速贬值，进而造成金融崩溃，国家也就随之灭亡，南宋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时，用白银缴税，还会产生后世一种尽人皆知的弊端——火耗，百姓缴纳的是散碎银两，官府征收后需要进行熔铸，这多少会产生一种损耗，导致上交到国库时，数量不足，所以官府以此为由，多征收一些白银，美其名曰为“火耗”。
“火耗”这东西，不在国家征收的名目上，完全由各地自己制定，这就给了某些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间，既腐朽了吏治，又增加了百姓负担。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朱允炆登基前后，就创建了交通银行，发行100储备的银票，几年后，又开始发行铸币，如今已经有圆、角两种面值，其中一圆银币面值一两，一角银币，面值0.1两。
但这些手段，只能是白银的标准化，并不能增加白银的数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允炆放开海外贸易，通过贸易获取金银，某些海商甚至远航至红海，与阿拉伯人、埃及人进行贸易，甚至还有传闻有些人走的更远，到达欧洲；当然，也有商人听从皇帝的召唤，向美洲远航，但目前尚没有回音。
只可惜，这不是航海大发现的年代，阿拉伯人、欧洲人手中的金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因此，朱允炆将目光盯上了倭国，为此发动了征倭战争，许多人以为皇帝攻倭仅仅是为了面子，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如今倭国战线基本稳定，朱允炆命令海东都司全力开采金银，铸成金币、银币，确实保障国内的税制改革，为此，朱允炆将自己的心腹郭钥派到海东，主持大局。
但即便有了这些准备，朱允炆也不敢全面铺开，他首先在新成立的江南布政司、浙江布政司进行试行，这些地方商品经济发达，白银存量充足，可以满足摊丁入亩的白银需要。
另外，朱允炆还鼓励江南一带粮商运粮至海东，为当地驻军提供补给，而当地驻军全部用白银结算，从而加速白银回流，同时也可以繁荣江南一带的经济。
......
朱允炆苦心经营了十年，才具备了推行摊丁入亩的基本条件，但需要克服的困难，还不止这些。
比如最终的田税问题，实际上不可能每年都计算一遍丁口，然后再统计田亩，再确定田亩的税额，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计算方法，并且至少能够保持五十年不变才行。
为此，朱允炆采取了后世的方法，以建文九年的丁口数量确定丁税总额，将其分摊到田亩上，而以后年月的田税都以此次计算出来的田税作为基准，无故不会发生调整。
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盛世永不加赋”。
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障眼法而已。
因为新开垦土地的税负计算标准，并非依赖于摊丁入亩之前的土地税负，而是依赖于摊丁入亩之后的土地税负来计算，所以随着土地的开垦，其隐含的丁税实际上是一直在增加的，只不过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而已。
这也是满清时期，税收总额远超前代的一个原因，其中包含了货币化的丁税，但实际上，丁税虽然已经摊入田亩，但遇上某些特殊情况，百姓依然要无偿服役，只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摊丁入亩，其中最硬的骨头，实际上是丈量土地。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朱允炆将卓敬任命为江南布政使，王艮任命为浙江布政使，主持两地政务，还将周新这个“冷面寒铁”派下去，进行督查。
为了有效的清查土地，朱允炆以户部、都察院的官员组成联合清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