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袁绍由于其庶出身份，为了弥补其不足而重名轻实，而袁绍显赫的家世，使其政途顺畅，其只需守成即可地位崇高，而相对于袁绍，曹操是宦官养子之后，他只有进取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曹操努力积累的政治资本是务实的，二人不同的家庭提供不同的人生际遇，而务实的曹操更能承担社会责任，有成熟的政治家风范。
二、曹操和袁绍的人才储备
汉末士人为匡扶汉室择势而立，袁绍不仅是公族子弟，也是当时的豪杰，游侠的代表，而得到大批士人豪杰的支持，但有识之士很快看到袁绍并非旷世之才，我们可以从袁绍杀臧洪分析袁绍失去人心。臧洪“海内奇士”，在酸枣会盟时“设坛场，将盟，既而更相辞让，莫敢先登，咸共推洪”，得到人们的尊重及信任，不仅如此，袁绍和臧洪较好“绍见洪，甚奇之，与结有好，以洪领青州刺史”，然而随后“在事二年，袁绍惮其能，徙为东郡太守，都东武阳”，对于这样一位在当时被人推崇之人，袁绍先欣赏，后又担心其才能过高，于是以臧洪因为义气不听自己的命令而进攻臧洪，并在俘获臧洪后杀之，使“在绍坐者，无不叹息”，袁绍毫无顾忌的杀掉在人们心目中的豪杰之士，主要是袁绍对待人才并没有容忍之度量，并且猜疑心很重“多杀忠良，以立奸威”，在人才就是重要资源的战乱年代，袁绍首先在人心方面就失去了豪杰之士的信任。
不注重舆论力量的不止袁绍一个，曹操也曾犯过这个过错，如曹操杀边让，让其失去人心，这都是豪侠放荡不羁所形成的个人性格，但曹操后来极力弥补自己的过错，并吸取教训，对名士更加注意加以利用和注意收服人心，曹操借刀杀祢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祢衡“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在多次惹怒曹操后，曹操曰：
“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
而刘表也是很聪明的人，在祢衡“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果然，“（黄）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这跟袁绍率军征讨旧部，杀名士臧洪成为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曹操经过社会锻炼逐渐成为成熟的政治家，最终使大量的名士弃袁投曹，而袁绍却依然没有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是一直保持着特立独行，随性用人而不注意自己言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使得一批有识之士离他而去。
在早期阶段，袁绍和曹操有共同的好友，袁绍的五个“奔走之友”，张邈、何颙、吴子卿，许攸，伍琼，其中张邈、何颙、许攸三人跟曹操都是亲密好友。二人都有着共同的游侠身份，同时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所以他们对待人才此时多是为自己造名。袁绍为自己造名是利用家世而折节下士，收买人心，但由于家世的庇护，袁绍生活经历算是简单而平坦的，他所掌握的能力只是如何利用世资为自己“造名”，而人际交往能力及用人能力则比较弱。“能聚人，而不能用”。对于荀彧，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而“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郭嘉“初北见袁绍，多次觐见”而袁绍不采纳，导致人才不能尽其用，“视绍不能共济天下，难定大事”，在荀彧推荐下，也加入了曹操阵营，并成为首席谋臣。
“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张）邈正义责（袁）绍。绍使太祖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
从袁绍的用人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出，袁绍重名而轻实的心理倾向。袁绍对名望是异常重视的，由此导致如袁绍嫉贤妒能而错杀田丰。在这个舆论占很大支配力的时代，袁绍的崛起很大成分上是依赖家族的社会影响及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外界的虚名，所以袁绍很注意“世资”对个人声望的培养，“从吝饰咨，以收名誉”。官渡之战后曹操进入袁绍大营“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在外带兵打仗之时还带着图书珍宝，可见袁绍为人贵族气息，炫耀虚名而不务实务。
而曹操的用人恰恰相反，他大胆任用出身徽贱的人，委以重任，这些人不仅能够较好地执行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出身宦官之家的自卑感。曹操多次下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怀招揽人才。加之他作为汉末安定、统一的化身，其重新统一中国的抱负，既为能人志士所向往，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因此人才云集，如百川归海。
如果说战略的选择使袁绍集团政治上处于被动，那么袁绍集团在用人上的失误则是断送了其人脉关系。在袁绍手下主要由土著的冀州集团和颍川集团两大智囊团，但这两大智囊团却是矛盾重重，引起严重的内耗。颍川集团好结党兴争，《汉书·地理志》曰：
“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逃争讼生分为失”
又据《汉书·赵广汉传》“颍川大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由于颍川从西汉就有着这样的社会风气，到东汉时仍持续，但冀州集团的谋臣却多刚烈、正直，田丰“刚而犯上”，审配“忠烈慷慨，有不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