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节日军的无奈
其实这场仗不光光是国军感觉到突然，就连驻防南昌一线的日军第11军的各师团都觉得有些意外，毕竟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日军占据的区域越来越大，他们的精力已经被占领区牵扯了大半，更因为要防备国军各部随时可能发起的反攻，战局已经陷入了僵持，作为日军惟一的机动兵力，日军第11军此刻也是担负着武汉和南昌等大片区域的防守重任，而以他们的兵力和周边国军部队的庞大部队，他们此刻只能以攻代守，以犀利的进攻打散国军可能组织起的攻势，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样以攻代守的方略，自然是彰显了日军部队的强悍战力，但不得不说，这样的攻势十分的冒险，只要一次进攻失误，就极有可能形势逆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所以在每次行动之前，都要经过严密的筹划和认真的准备，以避免可能的风险。民国二十八年的那场长沙会战，日军在南昌会战之后组织了一场极其凶猛的进攻，然而在面对第九战区时，一贯犀利无匹的日军部队却是始终不能在正面战场上突破国军部队的防线，最终不得不挺而走险，以孤军直插国军的腹部才一举扭转了战场形势，虽然最终他们成攻的突进到了长沙外围，但却陷入了可能被反包围的情形中。那场战斗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来一回的交手也是让日军认识到了国军第九战区部队的强悍，远超其队国军部队，跟这样的对手交战，实在需要慎之又慎。
在那场战后，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是因为战事失利和与日军总参谋部的方针看法有冲突，而被调离了前线，日军第11军的指挥权交由圆部和一郎接任。接手第11军司令官后，圆部和一郎也是按照日军总参谋部的命令以稳固控制区域为主，间或以攻代守。民国二十九年四月至六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攻克宜昌，一举将武汉占领区往西推进了四百华里左右，也是让圆部和一郎终于在第11军站稳了脚根。但面对着赣北的形势，他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在华的派遣军总部发来命令，这一局面才得到了改变。
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四年战争的持续，日军已经渐渐有些支持不住了！
日本本就是一个小岛国，资源贫瘠，人口相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如。自民国二十六年的中日战争全面打响，日军当初喊出的口号是“三个月攻下中国”，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虽然日本的国力和军力远超当时的中国，但无数的中华男儿用自己的血性和大无畏精神叙写了一曲“抗战悲歌”，以世人难以想象之精神，在极度劣势的局面中与日军展开了艰难险绝的血战。
三个月的时间，日军不仅没有灭亡中国，甚至只是勉强打下了淞沪地区，直至如今，日军虽然占据了中国将近一半的国土，自身也已经到了极限。这四年时间里，虽然国军部队伤亡了一百多万的部队，但日军的伤亡也在四五十万左右，如今日军在中国的陆军部队约莫只有八十万左右，一边要防卫着各处要冲、一边要面对国军部队正面的重兵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大战、一边身后还有无数的游击队进行着骚扰，虽然他们诱降了不少的国军和汉奸组建了大量的伪军部队，但仍旧是杯水车薪，在加上日本国内因为这四年的战争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日军已经开始支持不住了。
在日军的占领区，由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游击队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民国二十九年下半年，共产党指挥的一二九师等及晋察冀部队约莫一百零五个团对日军控制的正太铁路展开猛攻，几个月的时间里，二千余平米公里的区域内，大小战斗约莫二千次，日军将近三千据点被拔除，四五万人倒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百姓们的汪洋大海之中。虽然驻防这些地区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从国内新调来不久的补充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战力远不能跟正面与国军相持的甲等师团相比，但以日军本土的情况，恐怕甲等师团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少。也正是这一战，让日军意识到了控制区域内游击队的强大，外加上华北方面军损失不小，日军在华派遣军总部决定从第11军中抽调第33师团前去华北增援。
这种兵力调动对于第11军司令部圆部和一郎来说虽然有些吃力，却也不是没法接受，虽然33师团走后，赣北地区只剩下34师团驻防，但那些事情跟他已经关系不大，因为不久之前他已经得到了调令，很快就要调任在华派遣军的军事参议官，南昌这里的事情，自然是由接任的第11军军长来头痛。
圆部和一郎可以这么想，但第34师团的师团大贺茂却是有些惶恐不安了。第33师团和第34师团等部队皆是民国二十八年新编成的乙种师团，编成之后便因为前线的兵力短缺而投入到中国战场上，33师团到达南昌一线后，直接跟随第3师团等部队参加了“长沙会战”，可惜那场战斗的回忆并不怎么美好，甚至33师团在通城、麦市一线颇为受挫，在面对79军等部队时，虽然没有落败，却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这种结果对于日军来说，本就等于是失败。
从这里战斗里面，大贺茂也是看出了当面的国军部队远不像传闻中的那么不堪，甚至可能是国军之中最精锐的部队，像79军这些部队虽然在国军之中也算是精锐，但远算不上突出，与驻防上高一线的74军比起来，就更加的不如了，33师团连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