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三，近视六百度，卡里有四万块钱。这些数据构成了我的基本社会面貌，如果以此画幅肖像，那会是幅浓重的素描，线条僵直，脊背轻弯，左右两边脸，一半厌世，一半渴望。
推车来回折返，水果和快餐随着脱水和降温而减价，一些归乡的民工谈论着美国、外星人、村庄的彩礼，以及各种一夜暴富的传奇。我不断睡过去，每次醒来，坐在身边的人都不一样。如此漫长的路途，我无可避免地陷入回忆。一辆蓝色列车逆向驶过，速度的力量穿过玻璃窗，桌板上的铁盘轻微颤动，思绪弹跳几下，落在七岁那年，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的洞口里。
七岁，我开始画画，画蓝天白云，画绿草黄花，以及母亲的头痛，红色是痛，蓝色是很痛，紫色是痛得撞墙。当母亲连续三天都是紫色的，她决定去安阳看病。这将是一件大事，因为我家发生大事的预兆，就是四处借钱。母亲骑着一辆掉漆的银灰色自行车，带着我从忆往镇骑往十公里外的某个村庄，打听父亲的下落，而我们手头的线索，只有一个村庄名和一个人名。自行车的链条松垮，总是掉链，一路上她费了很大的耐心和力气，用废弃的牙刷柄、枯树枝、雪糕棒将链条一次次挂上。一路上，母亲数不清向多少个人打听村庄的方向，到了村庄之后，又一次次向村民提起那个人名，在我们濒临崩溃时，终于找到了地方——父亲某个朋友的家。可家里只有一对老人，他们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询问父亲的去向，但只得出一个很模糊且不确信的方位。母亲哭着说家里只有几十块钱了。那对老夫妻给我们做了顿炸酱面，临走时，给我装了一袋子从床底下整理的旧玩具。而后，母亲又带着我去了几个亲戚的家中，并暗示我想哭可以哭。最终，仍是母亲的表妹给了她一千块钱，母亲不想借她的钱，因为已经欠她够多了，但也只有她会借钱给母亲。
为了防止我哭闹，母亲提前把枯燥的旅程包装成一场远行，一场看火车的远行，并向我描绘火车的速度和美感。我们凌晨四点坐上班车，黎明时，经过几条生满锈迹的铁轨，她提醒我看过去，铁轨上什么都没有，而两旁的杂草很茂盛，衬托着缓缓升起的橘红色的通透朝阳。从汽车站到医院，从漫长的排号，到会诊、抓药，每当我要哭闹起来，母亲就及时地跟我讲火车。可到了晚上，我们已吃了一顿干巴巴的大米饭，提了两兜子中药，也买好了归途的汽车票，我还是没有看到火车。在汽车站门口，我把压抑了一天的愤怒释放出来，撕扯着嗓子嚎啕大哭。
一个三轮车司机说花一块钱买张站台票，就可以看到火车，而火车站离这里不远，三块钱就可以送到。母亲抱着我上了三轮车，坐了不到两分钟，便到了火车站。原来汽车站和火车站是相邻的。母亲极委屈地付了钱，带我走进售票大厅，可排队的人太多，恐误了回去的班车，又只好退出来。通过路人的指点，我们穿过火车站旁的一条小巷，转了几个弯，摸索着来到一家烩面馆的后院。在后院里，隔着铁丝网能看见一片错综复杂的银亮铁轨，轨条重合又分离，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以外。面馆的老板娘得知我们只是看火车，而不吃饭，便开始驱赶我们，母亲一边与她说着软话，一边躲闪她的拖拽。就在这时，我听见了火车的声音。经过母亲一天的美化，火车在我的脑海里无比美好了，就应该像迪士尼的花车那样五彩缤纷，可驶入视线的却是一辆灰败的列车，车厢里填满了煤块。回程的路上，母亲疲惫地睡去，两大兜子中药放在座位下面，隐隐散发着土腥味儿，我感觉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持续伤害着。
列车缓缓停住，终于到达了安阳站，窗外停着一截拉煤的车厢。我出站后直奔旁边的汽车站，买了张末班车的票，但长时间没来这里，找不到上车点。扫地的老头说车已经开走了，给他十块钱，便能找人把我送过去，并掏出手机做打电话状。我付了钱，老头把手机放回裤兜，带我来到车站最里面的位置，我要乘坐的班车正安静地停在那里。
班车司机是个年轻人，出了市区，为了省过路费而驶入乡道，这没什么，但中途被两个村民拦下来时，他就显露出了新手的弊端。他竟为了五块钱的过路费和村民发生了争执，从拌嘴到辱骂，再到推搡和拉扯，年轻司机都占据着上风，随即，半个村子的人同时出动，用铁锹、锄头、大石块把路封死，无数块碎砖击打着车身，有一块破窗而入，玻璃渣撒了售票员一身。司机在车外面喊救命，女售票员用后背抵住车门低声抽泣，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发出声音，只是惶恐地看向窗外，看了很久。那样直接而缓慢的殴打，一直持续到司机交出身上所有的钱才停止。他满身是血地上了车，昏迷了一个多小时，但呼吸粗重，大家知道他没有死，都胆怯而耐心地等着他醒来，重新发动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冷冰冰地看着这一切。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熟悉的环境和行事准则。按照正常速度，班车在凌晨前就能抵达，可实际驶入忆往镇的地界时，已经是黎明时分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不肯再向前走一米，把乘客们全赶了下去。
我下车时，售票员还在哭泣，司机脸庞和脖子上的血已经凝固。路灯全灭了，天上有星光，映透着一排排肋骨状的灰云，远处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