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不是结论，任何真正的旅行都不会有结论。但是，在向亲朋好友们讲完种种路上见闻后，会有一声轻轻的苦笑。
细心的朋友会追问：“还有什么要说？”
我回答道：“一连讲了那么多地方，一定夹杂着太多的错，但是即便把所有的错加起来，也抵不过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欧洲的了解，远远超过欧洲对于中国。”
朋友们纷纷点头，补充大量他们所知道的例证。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西安的邓先生。他说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有一天新来的教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学生，独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盘问。这位学生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被广泛误解了的问题，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国的富强将会逐步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最起码的标志，到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邬先生，他曾与一位年轻工程师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礼貌地指了路，却又把他们引到街边挂着的一张世界地图前，说：“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眯着眼睛找到了中国的方位，又点了点法国的所在，说：“这是你们中国，这是我们法国，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有失业，你们都涌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礼貌，邬先生便回答：“夫人，我们是工程师，接受跨国公司的聘请，一个星期考察完之后就会回去。我们两人都住在原来上海的法租界，那时候中国与法国也那么远，交通哪有现在方便，那么多法国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
在冷战早已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就会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还在于文化的隔膜。
但是，很多欧洲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少。证据很多，马可·波罗，利玛窦，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巨大的热情和自己的威名成功地向欧洲推介过中国文明的法国思想巨人伏尔泰和德国思想巨人莱布尼茨（got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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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也许还应包括现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此外，他们还会证明，欧洲人在中国古代陶瓷、丝绸、雕塑上的研究水平，甚至对中国各种社会数据的掌握程度，并不落后。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希望从文化层面上来解答，因此曾长久地陷入过苦恼。
终于在歌德那里获得了救助。那天我读他与秘书的谈话录，发现了一件让我惊异的事情。他本来早已迷醉于那些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儒家学说，甚至被别人戏称为“魏玛的孔夫子”，至少说明他对中国文化并不全然陌生。但是，当他偶尔读了一个中国的传奇作品，居然兴奋不已，当晚与秘书说了很多话，说终于明白，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欧洲人差不多。他甚至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主张，成为后世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我从朱光潜先生的注释里知道了他所读到的那个中国传奇作品居然是《风月好逑传》，惊讶变成了震撼。须知这在中国是一个三流的作品，而他是歌德！不是歌德失眼，而恰恰说明，不管哪一种古代学说都只是一种普遍化的抽象主张，歌德毕竟厉害，从一个三流作品中抓住了一点点感性的亮光，立即领悟。
那我也就明白，文化隔膜的“死点”在哪里了。
不在古典学理的译介，不在陶瓷、丝绸的喜好，也不在社会数据的把握。这些当然都能帮助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却都让过了中国文化的鲜活灵魂，那就是中国人的群体心理结构所衍生的个体日常情感行为方式。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基座。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血色，因此也随之带来了耻辱和尊严。
要让欧洲人在这一个层面上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责无旁贷的是文学艺术创作，歌德的阅读经验已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个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项耗时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个有关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演讲会上发表的，题为《第四座桥》，即盼望中华文化在通达世界的大业中，除了已经架设的经典学理之桥、民俗技艺之桥和传媒信息之桥这三座桥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艺术创造之桥，来深层次地展现中国人的心灵情感。我还肯定了二十世纪在这一搭建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金像奖的距离和企盼。
与我一起演讲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台湾的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艺术大师陈瑞献先生。大家都从不同角度发现了中华文明面临的机会和问题。听讲者都是从各地赶来的海外华人，那种黑头发、黄皮肤的宏大聚集，让人感动。
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这次在欧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实现，真让人欢欣鼓舞。但随之又看到很多让人沮丧的现象，一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