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明仁的病房越来越像省委的办公室了，桌上、沙发上、床头柜上，四处堆着文件、资料、书籍，前来汇报工作的同志天天不断。病情稳定之后，钟明仁本来想出院，院方不同意，担心再出意外，坚持要他留院观察一段时间，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也挽留，钟明仁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在是观察，医生、护士的干涉少了，日常工作不受影响，钟明仁情绪一直不错，心情挺好。
然而，看了李东方陆续送来的有关峡江污染的资料和调查报告后，钟明仁的好心情消失了。
钟明仁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痛苦的自省与自责之中。虽说在此之前贺家国已在他面前吹了风，让他思想上有了些准备，可他仍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一份份白纸黑字的材料摆在那里，像一堆日夜燃着的炭火，燎烤着他的灵魂，让他大汗淋漓，寝食无味。十五年来，因为国际工业园的污染，致使峡江下游青湖等五县市农牧渔业灾害频仍，总计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个亿，恐怕已经超过了国际工业园利税的收入了。尤其严重的是，造成了青湖市和下游三县市地方病骤增，形成了几个癌症高发区，癌症死亡率也逐年上升。这哪是什么工业园？简直是垃圾污水制造厂了。作为一个前峡江市委书记、现省委书记，他不能不一次次问自己：这是怎么演变到这一步的？你钟明仁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场合宣布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是不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在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时，是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过利害得失？怎么就给人民造成这么一场严重的灾难？
不错，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客观原因：受时代的局限，对环保问题认识不足，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当时来不及考虑环境保护，如此等等。可这些客观原因能成为你推脱责任的理由吗？你钟明仁是中共西川省委书记，是西川省二十一年改革开放的主帅之一，你必须对你的一切帅令负责！
问题的要害还不在于国际工业园决策的失误，一个帅令错了并不可怕，如果有一种健康的制约机制，如果有人能早一点站出来一声断喝，这种持续十五年的灾难性污染就会在早期得到遏止。可因为缺少这种机制，问题明明摆在那里，就是没人敢提！十五年来他听到的全是奉承的声音！连受害最严重的青湖市几届市委领导都在那里奉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下属干部没有责任心，还是他压得下属干部们不敢说话了？事情严重到如此程度不能说下属干部没有责任，可主要责任还是在他这个大老板啊！李东方出任峡江市委书记后三番五次向他反映过这个问题，他做了什么？竟然让李东方去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而且是读三遍，这种霸道已经是岂有此理了！
当然，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还有一个赵启功。赵启功和李东方当然不是一回事，这个人明显在打政治牌，你只要不触动他个人的政治利益，这种得罪你的话题他决不会提，在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之前，他赵副省长就没提过。如果王培松没有发现这位赵副省长的问题，赵启功就永远不会提。
自问一下，钟明仁觉得自己并不是个官僚主义者，李东方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尽管他不相信，心里也很反感，可还是本着负责的态度，正视了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调查了解。他向钱凡兴询问过好几次，还和钱凡兴一起到园区实地视察过，听过汇报，没想到听到看到的竟全是假话假相。从园区管委会、省市环保局，到钱凡兴这个市长都没和他说真话，都一口咬定是管理不严造成的！钱凡兴是怎么回事？他对他是那么信任，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这个同志仍然不实事求是！
当钱凡兴的面孔反复出现在钟明仁面前的时候，没想到，钱凡兴竟又跑来汇报工作了。
那天的情形，钟明仁记得很清楚。他刚吃过晚饭，正要在秘书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东院林荫道散步，钱凡兴来了，是在楼梯口碰到的。他迟疑了一下，想放弃例行的散步，和钱凡兴好好谈一谈国际工业园的事，转而一想，又觉得没必要这么急，便要钱凡兴陪他一同走走。这一走就是半小时，因为是在公共场所，身边时有医生护士和伤病员来来往往，国际工业园的问题不便谈，他没问，钱凡兴也没说。钱凡兴仍像往常一样，带着明显的讨好和奉承谈了一下时代大道的进展情况，说是他和峡江的同志们正是用大老板当年干外环路的精神在干时代大道。如果是过去，他听了这种话心里会很高兴，这日却高兴不起来了，对钱凡兴本能地有所警觉，不过也没表现出来。
散步结束回到房间，没等钟明仁开口，钱凡兴便苦着脸，情绪激动地正式汇报起来，开口就说：“大老板，今天我不是来向你诉苦告状——我这个市长看来是干不下去了！”
钟明仁不知发生了什么：“怎么？和东方同志发生分歧了？慢慢说，不要这么情绪化。”
钱凡兴平静了一些：“东方同志逼我下**令关闭国际工业园，大老板，这事您知道么？！”
钟明仁怔了一下，本想就此展开话题，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倒要听听这位市长同志今天想说什么？便摇摇头，指着堆满案头的污染资料，不动声色地道：“东方同志倒是陆续送了些材料过来，关园的事还没和我说。家国同志前几天也送了两本书来，一本是《大熊猫沉思录》，一本是《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