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先生的文章，有大境界、大情怀、大坚持，却好从小处命笔。若是一不留神，从小处看了，容易走眼，也容易不得要领。
他讲信变、史官、树和碑、道与德、敬与耻、代价与成本，以史实作参照，说“春秋”的含义，却下潜着深度，有现实的关怀。故能“意翻空而出奇”，引经据典，却不死于言下，全因“读史讲致用，温故为知新”。“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大略如是。但能否读活历史，除学养外，还考校着读者的识力。穆涛欣赏班固的“春秋”笔法，赞他写刘邦出生的文字“真是从心所欲又不逾矩”，足为后世史家楷模，看重的，便是“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著史传统。他强调历史的醒世意义，不大赞同对待历史的实用态度，把目光越过建立史馆制度的有唐一代，借先秦两汉的史籍说“常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若无兼容并蓄的气度，取精用宏的识力，还存着一份“经世致用”的心思，大约是不会如此着眼和落笔的。
稍和文学沾边的学人读《汉书》，用心多在《艺文志》。穆涛谈《汉书》的告诫，却从《食货志》说起，他谈汉文帝减免农业税，说贾谊的《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背后均有我们时代的诸般事项作参照。褒贬之意与良苦用心，读者不难辨明。不说艺文而谈食货，见出的，是作者的天下胸襟与济世情怀。欧阳修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而政事可以及物”，用意亦在此处。穆涛盛赞董仲舒，说他“奠基了儒学在中国文化里的核心位置，由礼而理，以礼入教”，是由对缺乏主体宗教的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的切己体察而生的“忧心”的自证和自我突破。蔡元培多年前努力“以美育代替宗教”，今人刘小枫曾不遗余力为国人“输入”基督教的根本用意，与穆涛的心思并无不同。但穆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由‘陈’而生的机心”，他的“新思”不是引进的，如他强调贾平凹的小说笔法，需“用看‘国画’的眼光去打量”，“他（贾平凹）擅用‘破笔散锋’，大面积的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的联系，且其中真气淋漓而温暖，又苍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隐着的是中国的线条。他发展着传统的‘大写意’，看似一片乱摊派，去工整，细节也是含糊不可名状的，整体上却清晰峻拔”。熟悉贾平凹的读者不难体味出，这是在说《秦腔》和《古炉》这样的作品。但也不妨解读为穆涛的夫子自道。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可以靠中国文化自身来解决的。但“反求诸身”的功夫，却不易得。若非有深厚的旧书底子，且浸淫古书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得其性灵，大约难有这等识见。否则的话，《秦腔》和《古炉》的写法，也就不会遭遇不解和批评了。
正因为看透了缺乏主体宗教的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和局限，也深知20世纪初放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的文化革命的不足“是传统的文化链条断裂了”，我们“一提中国传统，就是落后和守旧，一提西方，就是进步和先进”。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的简陋和粗暴，穆涛有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评。那种在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下的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事一侯成为“常态”，且“驯顺”数代知识人沉浸其中而不自知，无心也无力反省“文化的这颗树上结出的这种恶果”，更遑论努力“重建中国文化，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穆涛反复讲老规矩、讲礼、讲秩序、讲文风的朴素、强调守文心之正与书写清正之气，便是要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社会问题发言的能力。这是“返本”，但“返本”是为了“开新”。若将此说视为“守旧”或“文化守成”，便是低看了他。学界以“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将当年的“学衡派”诸公“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文化努力判定为“文化守成主义”，已足以说明此种思维的鄙陋。明眼人不可不察。
因此，要读通穆涛的文字，头脑便不能在近百年的知识氛围中打转，得做些现象学所谓的“悬置”的功夫，暂且悬置西学的传统，还有“五四”一代知识人所开创的文化的现代性传统。不是说这两个传统不好，只是说，文化的境界，其实还有另外的可能。还有从“中国之心”延伸出来的可能。这种可能根植于古典传统的精魂和性灵。须得“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还要有悟性，有器识，这是穆涛文章的绝妙处和显眼处，我以为，也是他的得意处。
古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这恐怕是对传统文人最大的责难，也是今人读书为文需倍加小心的重要问题。穆涛写世态，写人情，指陈弊病，纵论古今，不乏诛心之论，便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底子。他强调“文章当合时宜而著”，并进一步指出“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写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着，看出事态的焦点所在，看出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有这般识见，文章自然不著一字空。他说“我们中国以前自诩为‘礼仪之邦’，这话没错，因为规矩具体，礼数清晰。后来对礼失敬，诸多规矩被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