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五章新的架构（十一）
“所谓官吏，官吏官吏，作为起源于旧社会的词汇，都是政府工作人员，虽然分了品秩阶级，但在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概念里，官吏都是统治阶级，是一体的。然而事实上，在旧社会里，官和吏的差别，非常大。在汉朝，秩二百石以上为官，二百石以下为吏。而到了后来，基本是官要通过科举，讲求形而上学的理论和道德，权力也起码是所谓的百里之侯，而吏则不需考试门槛，选任也以实际能力为首要，既有地方主官是外地人，吏则是本地人的局面，也追求着所谓清官能吏的理想状态。这样的格局，在集权封建时代是必然的演变。因为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水平，只能皇权不下县，县官就是中央政权向下的极限，想要务实，必须要有熟知当地利益结构的人，而这样的人，一旦有了名望，就有了造反小成气候的可能。所以，在时间演变中，吏成为了务实的角色，却又没有足够高的社会地位；官成了权力的代表，却又数年一考评一挪窝。如此，官吏之间，虽然外观一体，实则泾渭分明，来自地方体制内的分裂，就尽可能地消弭于萌芽之前了。”
“然而，以现代的眼光回头去看，肯定能看出问题：官有权力却难以深入基层，长此以往，不通实务就会成为普遍性问题；吏辛苦有能却缺乏上升途径，长此以往，自然会另作他想。所谓戏曲里的青天大老爷，一个原因就是官往往没有和底层百姓直接接触，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阶级矛盾往往可以一定程度上掩盖；而关于吏的社会印象，那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有权的官给了任务，下了压力，吏想落实政策，只能冷漠无情，更何况还打算在实务中分一口汤喝，这必然会和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冲突。”
“古人并不都是傻瓜，这样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历朝历代所有人都不懂。但古代的生产力就局限在那样的水平，相比安史之乱那样的体制内的造反，这种程度的社会矛盾，即使最终酿成农民起义，在统治者眼里，也不过是疥癣之疾。”
说着，毕文谦叹息地笑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无论如何，新中国建立之前，是民国，民国几十年并没有完成社会制度的实质性进步，国家绝大多数层面都多少继承着落后的满清封建时期的观念，或者说价值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和千年来完全不同的统治方法。说白了，就是中央的意志和权威直接下到基层，这既是时代进步的根本体现，也是远远还没有全方位达成的目标。所以，在新的时代，我们有着新的历史使命。其实，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提出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说的就是国家文武高层的选拔，一定要从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来。在现代，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今后，高jigan部的晋升，必须从有最低级别的基层经历，并且是在基层做出过成绩的人里选拔。所谓最基层，可以说村，可以是街道，可以是车间……要么是产业的一线工作者，要么是广泛和群众直接接触的岗位。只有充分了解基层的情况，既知道实际的困难和潜在的优势，也感受得到人民群众的心声和诉求的人，将来主政一方、领导一行甚至治理全国时，才不会脱离广大群众，傻乎乎地闹出不接地气的笑话。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里只有学生会的经历，一毕业就去当共青团的zyang常wei，这样的情况，既是对国家的未来不负责，也是对个人的未来不负责。我们可以对做出夺目的成绩的干部进行火箭式的提拔，但这样的提拔，应该也必须是建立在他在具体的层级做出响当当的成绩的基础之上。不然……小儿持金事小，小儿持太阿事大。我们的先辈很多都是二、三十岁就为国家前途毅然起身闹革命，他们一开始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家，也犯过许许多多事后看来颇为愚蠢的错误，一个个，大都是从基层火的淬炼、血的教训中迅速成长起来，一路上付出了多少牺牲，才走向了最正确的道路？我们现在，国内总体是和平年代，想要依靠这样的实绩来提拔足够数量的干部，是不现实的。”
“不仅如此，这种基层的经验和成绩，对于合格的高jigan部来说，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基层干部里，有很多虽然强于实务，但对于理论和长远的方向的把控却是弱项，所以，新的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原则和态度上消除官与吏之间的鸿沟，更侧重于宏观层面的中高层干部，必须由深入了解微观层面的基层干部来。干部的晋升，需要经过培训，岗位上的成绩是晋升的基础，进一步的理论学习也是必要条件。常规提拔的干部需要进行考试。考试，需要统一进行，由中zu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命题，这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有人以权谋私；而对于破格提拔的干部，则可以不考试，但需要重点安排学习，并且提拔前，既要对其身份信息以及做出的成绩在地方上进行公示，同时也要上报中央留档，由中yang电视台在新闻中集中对全国公示。对于这样的干部，一方面，中zu部要重点考察，一方面，纪委也要重点考察。而对于符合这样的条件，其工作领域又有涉密，不适合公示的干部，则交由军委和中顾委联合负责比较稳妥。”
又一次起身续杯，毕文谦低头组织了一会儿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