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因此勉力敬修自己的德行，所以能够匹配上帝。我王继续享有好的基业，希望看到这一点呀！
如果升高，一定要从下面开始；如果行远，一定要从近处开始。不要轻视百姓的事务，要想到它的难处；不要苟安君位，要想到它的危险。慎终要从开头做起啊！”
“有些话不顺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来考求；有些话顺从你的心意，一定要从不道义来考求。”
“啊呀！不思考，怎么收获？不做事，怎么成功？天子大善，天下因此清正。君主不要使用巧辩扰乱旧政，臣下不要凭仗骄宠和利禄而安居成功。这样，国家将永久保持在美好之中。”
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战国时魏国史官记载）对于伊尹和太甲有另一番论断。由于古本《竹书纪年》在宋朝就已经散佚，现代能看到的都是清人和今人的辑本。方诗铭、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从《太平御览》《晋书》《史通》《文选》《通鉴外纪》等等书目中载《竹书纪年》文：
伊尹放太甲于桐而自立也。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就是说，前期基本与前面的儒家《尚书》的记载相符，但是后面《竹书纪年》与《尚书》不同，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太甲偷偷跑出了流放地桐宫（可能被软禁），得到朝中大臣的支持，攻杀了伊尹，但因为伊尹的贤名，又立了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爵位和财产。
若说不可信，为何如此多人都载有《竹书纪年》的记事，且《竹书纪年》是第一手文字资料，并无虚造的充分。另，古本《竹书纪年》因为不符合儒家经义，所以在宋朝的时候散佚了，恰恰在宋朝又是相当提倡儒家的时期，让人心存怀疑。真假难辨，望后世学子鉴验。
这两种说法，前者的逻辑符合儒家，后者的逻辑符合法家，而当时魏国为法家当权。当时诸子百家纷纷用上古的故事来佐证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所以大量编造上古历史。所以当时的资料真假掺半。
笔者由这两种说法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伊尹没有杀死太甲，而放之于汤的墓地，不像是意图篡位，而摄政是真实的，但是其的权利yù_wàng也一定很大，只是没有篡位的野心；
第二，伊尹大权在握、且治国井井有条的情况下，即使太甲离开流放地，也不大可能得到臣民的支持，因为没有足够的威望抗衡治国三十年的宰相伊尹，所以说他攻杀伊尹似乎实力不够，贸然出击，并不是明知的选择；
第三，《尚书》中明确提到了其复位的时间太甲三年十二月朔（初一），比《竹书纪年》清楚，所以其的真实性更高，而《竹书纪年》中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或许是亡秩了。
由第三点再结合《竹书纪年》，则可以推断：
太甲杀死伊尹的时间应为复位之后，其表面上感激伊尹的匡扶之功，其实早已怀恨在心，且君弱臣强的局面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其只是在等待时机，直到复位成功一段时间之后，其处死了伊尹，收回了大权。由于伊尹的功劳太大了，所以不得不分封他的两个儿子，以安抚朝臣和百姓。
虽然伊尹被处死了，但是太甲的流放生涯并没有白废，体会了贫民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改动之前行之有效地由伊尹建立的制度，并且还积极完美。其的做法类似于处死商鞅的新上位的秦王，其处死商鞅不是因为反对他的做法，而是不能处于君弱臣强的局面，这是国家祸乱的根源。
太甲以前事为师，按商汤时传下来的章法循规蹈距地做事，听从身边大臣的良言良策，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都治理得井然有序，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孟子尊太甲为商朝的“圣贤之君”之一。
太甲共在位12年，病死。死后谥号商太宗。
在风景如画的济南仲宫卧虎山水库东南，有一座太甲山屹立。它雄踞在锦绣、锦阳、锦云三川汇流的咽喉之处，环山皆泉。太甲山名称的来历，衍自古历山。《后汉书·郡国志》注《皇览》云：“太甲有冢在历山上”，并附于“济南国历城”之下。《通典》亦谓：“历山有太甲冢。”后来古历山消失，民间又转移传说，将陵墓安在了“历城南四十余里”的太甲山。
民间传说，太甲的儿子非常不孝，从来不肯听父亲的话。太甲让他往东他就偏往西，让他打狗他就偏撵鸡。太甲为了教育好这个儿子，和他生了一辈子的气，无奈最终还是没有成效。
直到太甲临死，找风水先生（属于后来的阴阳家）给他挑了块好墓地，就在山下南泉边上。太甲看中了这个三川汇流之地，想葬于山下。考虑到儿子总是和他对着干，他便告诉儿子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坟墓建在山顶上，言外之意是期待着儿子将他葬在山下的南泉边上。交待完毕，太甲放心地闭上了眼。
可没想到，儿子在父亲死后幡然悔悟，觉得大半辈子愧对父亲，心想：“父亲活着的时候从没听过他一次，死了就听他这一回吧！”于是，他就按照太甲的“嘱托”把太甲埋在了最高的山峰上。这就是为什么太甲陵建在最高的山峰上，后来这座山也就成了太甲山。
到底太甲山上有没有太甲陵，村民们对此深信不疑。而专家则持另一种看法。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研究馆员房道国说，太甲山上太甲陵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