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汴京樊楼的一位主厨，我母亲是樊楼上唱小曲的，他二人怎么走到一起我无从知晓。
贤释就这样开始叙述她的故事。
赵宗媛说：“一个是主厨，一个在那里卖唱，走到一起，水到渠成呀。”
贤释说：“的确应该是这样，不过，我母亲那时长得很漂亮，曲也唱得好，追求她的人很多。”
赵宗媛只是听，没有说话。
我父亲也不赖，手艺很好，名头很响亮，汴京的人都叫他“高一勺”。从我记事的时起，我就没看见我母亲在樊楼上卖唱。她总是在家里唱，唱的的确很好听。
我记得我父亲总是很忙，每天总是半夜才回家，回来的时候，我都睡着了，却总是被床的吱吱呀呀声吵醒，那时，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
有很多次，我看见母亲侧身睡着，我父亲开始低声求她转过身去，母亲装作没听见，父亲就伸手扳她，任凭父亲怎么扳，她都不转过身来，像生气的小孩子一样。
我父亲就伏在她的耳朵边轻声轻语地说话，像做错了什么事，不过，有时我父亲也会大发脾气，深更半夜二人就吵起来。每次吵架我父亲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涎着脸向我母亲赔不是。
我父亲有一帮哥们，都是我家的常客，其中有一人与我父亲最好，也是姓高，叫高松，据说是高怀德的侄子。我父亲大约以为攀上高枝了，一心一意与他交往，经常带他来家里喝酒，让我母亲唱曲给他听。
后来，高松成了我家的常客，我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也常到我家来。
贤释说到这里，看了一眼赵宗媛，说：“以后的事，大概你已猜到了。”
赵宗媛说：“一定是高松看上了你母亲。”
贤释说：“是的，他们瞒着我父亲做了很多事。”
赵宗媛说：“那一定是做了对不起你父亲的事。”
是的，我父亲这个好兄弟自从与我母亲好上之后，就想完完全全得到我母亲。
有一天，我母亲突然接到开封府一张传票，让我母亲去开封府过堂。两个衙役非常凶恶，我吓得哭都哭不出来，随着母亲去了开封府。见我父亲已在堂下跪着，显然已经用过刑，身上露出斑斑血迹。
只见府尹拿出一个纸包，让人递给我母亲，说：“这东西你可认识？”
我母亲接过纸包，看了我父亲一眼，迟疑了一下说：“这是我相公配制的药。”
我父亲突然叫起来，说：“小曼，我何时配制了这样的药？”
我母亲说：“对，不是药，是毒药。”
贤释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说：“哦，忘了对你说，我母亲叫饶小曼。”
赵宗媛说：“我猜你父亲一定是被人诬陷下毒毒害食客，对不对？”
贤释说：“对。”
赵宗媛说：“那包毒药一定是别人放在你家里的？”
贤释说：“不，那的确是我父亲制作的药。”
赵宗媛说：“你父亲为何要制作毒药？”
贤释说：“那是毒药不假，但我父亲用它不是毒害人的。”
赵宗媛说：“那他用来干什么？”
贤释说：“我父亲制作的这个毒药，名叫雷公藤，有毒，但我父亲是用它来杀虫的，我家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种满了蔬菜，黄瓜，豆角，瓠瓜，葫芦，白菜什么都有，我父亲就是用这雷公藤来杀虫的。”
赵宗媛说：“是啊，雷公藤的确是杀虫的好药，用它毒黄蝇很有效果的。”
“那天，不知怎么的，有一包雷公藤在樊楼上发现了，被一个厨师用了，幸好被我父亲发现，连忙让人把刚上的菜端回来，但是，食客已经吃了一些，我父亲慌忙给食客灌三黄汤，给他洗胃，幸好发现的早，食客吃得少，抢救及时，食客没有什么大碍，但我父亲还是摊上了官司，活活地挨了五十大板，还吊销了厨师证照，赔偿食客白银五百两。”
赵宗媛说：“这真是够冤枉的，那雷公藤怎么跑到樊楼里去呢？是不是高松拿过去去的？”
贤释说：“的确是高松，只是不是他送到樊楼去的。”
赵宗媛说：“那是谁送到樊楼去的？”
贤释说：“出事的前一天，高松来我家喝酒，我父亲喝得大醉，次日，醒来穿上衣服，急匆匆就到樊楼去了，去了樊楼一模口袋，发现有一包雷公藤，带在身上做事不方便，就将雷公藤拿出来放在橱柜里。不曾想被另一个厨师发现了，平时，客人们都称赞我父亲手艺好，做的菜好吃，以为有什么秘密配方。这个厨师发现这个纸包若获珍宝，当即打开当成佐料用了，险些出了人命。”
赵宗媛说：“那一定是高松故意放在你父亲口袋里的。”
贤释说：“不错，有一回，我听到他与我母亲说：‘那包药怎么没有毒死人呢，是不是毒性不大？’我母亲说：‘是他命大，发现的早，我没想到你会把药放进他的衣袋里。’高松说：‘我只想跟他开个玩笑，没想到差一点出了人命。’我母亲说：‘若是真出了人命，我看你怎么办？’高松笑着说：‘那就正好，我早就等着那一天了。’我母亲说：‘你就不怕吃官司？’高松哼了一声，说：‘我吃什么官司？药又不是我做的，又不是我放到樊楼的，我会吃什么官司？’我母亲也轻佻地笑了两声说：‘你真鬼。’”
赵宗媛说：“你母亲不是什么好人。”
贤释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人，可怜我父亲一直把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