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结果是，那些氏族的土地全被曹伯阳抢走了。曹伯阳将部分土地赏赐给“公室忠臣”，然后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扩军计划。
公孙雄实在想不明白，曹伯阳贵为一国之君，他的思想和行为怎么会像刚刚接管了一个街区的恶霸？他已经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什么还要靠玩弄手段来侵夺臣民的利益？就算桀、纣、晋献公那样的暴君，也不会对兄弟舅甥们发起无差别的清除行动吧？难道他对君主的地位还觉得不满足、还企图成为大奴隶主？要是那样就说得通了！
想到这里，公孙雄惊出一身冷汗。他立即赶到宫中，恳求曹伯阳重新调查“叛乱”事件，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曹伯阳慢条斯理地说道：“调查案件属于司寇署的职责，寡人不能干涉。司寇署已经查得十分清楚了，处罚也是依照《曹刑》做出的，没有什么不妥。卷宗都在司寇署，夫子可以自己去查阅。至于夫子说的‘公道’，寡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公孙雄怒道：“君伯！抛开各起事件前因后果不说，就单说罪名吧！获罪的三十多个家族与君伯同宗，都是文王后裔、曹叔子孙，世代生活在曹国的土地上，与公室共同抵抗侵略、建设国家。各大氏族数百年来安分守己，为什么突然间全都突然变成了叛国者？是什么原因诱使他们背叛公室的？他们又能从背叛行为中获得什么利益？为什么公室亲族成了叛国者，而那个秦、晋叛臣（公孙强）却被捧为‘忠臣义士’？他不爱秦、晋，又怎么能爱曹国？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曹伯阳已经感到相当不耐烦了，但是由于忌惮公孙雄的名望和势力，暂时还不敢对他采取行动。
曹伯阳换上一副和蔼的笑脸说道：“夫子说得有道理，寡人这就安排司寇署复查此事，定会给夫子一个满意的答复！”
公孙雄离开后，公孙强又从屏风后蹑手蹑脚地溜出来了。
又过了些日子，曹伯阳把新近招募的军队交给公孙雄进行训练，之后又把下军的指挥权交给兄弟公子城。公子城接手后对各级军官来了次大调动，他把全部的千夫长和五百夫长调到没有指挥权的清闲位置，又任命自己的亲信代替他们；他还把一些深受公孙雄器重的百夫长提升为五百夫长的副手，那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升了职，实际上却失去了指挥权。
而新近招募的军队混进了大批地痞流氓、像姑和皮条客，公孙雄正为如何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战士而头痛，却收到了老部下纷纷被夺走指挥权的消息；公孙雄在盛怒之下险些要了几个吊儿郎当的**的小命。
公孙雄心情烦躁、情绪低落：他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劝阻曹伯阳，想要挽回局面，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和更加不可控制的凶险局势。
经过一系列令人窝火的事件，公孙雄对曹伯阳、对这个公室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万念俱灰，于是向曹伯阳告老还乡。曹伯阳虚情假意地挽留了他一次，又称赞了他两句，然后斩钉截铁地批准了请求，就好像生怕他反悔似的。
公孙雄郁郁回到封邑柏丘，他希望摆脱凶险的政治斗争，度过与世无争的晚年。但是在危机四伏的亡国之秋，又有谁能独善其身呢？
曹伯阳踢开了通往独裁者路的最大绊脚石，下一步就要控制国人的思想了。
春秋末期，贵族普遍不再重视对子弟进行素质教育，于是私学应运而生。私学一出现就受到从贵族到平民的热烈追捧，贵族子弟希望通过学习成为国家栋梁，平民子弟则希望通过学习出人头地，私学因此便迅速地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
曹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每座城邑都设有私学馆，小城三两家、大城十几家，陶丘竟有二十余家。
面对曹伯阳的专制独裁，私学里的儒士们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性情温和的人发发牢骚，情绪强烈的人则口无遮拦地发泄不满，极端的人甚至开始鼓动大夫国人反抗暴政。
无孔不入的“忠义联盟”的告密者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他们暗中仔细地记录下儒士们的言词，收集他们的“罪状”，然后向主子告发。
公孙强用车装着写有“罪状”的竹简运进宫里（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将罪状交给曹伯阳。曹伯阳抽查了几十份，发现措辞最严厉几人都是国内德高望重的老夫子，其中竟然还有他的启蒙老师、叔叔公子沬。
曹伯阳感到十分难办，他要求公孙强对“诽谤者”进行温和处理——毕竟列国还没有发生对批评君主过失的人采取暴力压制的先例。
公孙强于是把诸如公子沬那样惹不起的人从名单中剔出去，把一些没什么背景的小人物召集起来说道：“诽谤君主，罪莫大焉！你们所说的每一句坏话我这里都有记录。按照刑律，你们本来都要被定罪受罚，但是君伯姑念你们初犯，不准备追究你们的责任。然而没有下一次了！你们要将功补过，以后只许赞颂君伯，要处处赞美、时时刻刻赞美，怎么赞美都不为过！谁做得好回得到丰厚的奖赏。如果谁不想说就滚出曹国；谁再敢诽谤君伯，我就把他的舌头拔出来，免得他再乱嚼舌头！”
儒士们不敢当面顶撞这个大魔头，纷纷愤然离去；很多人当天就背起行囊离开陶丘——志气高洁的士人宁可流亡国外，也不肯像走狗一样对着权贵摇尾乞怜。
但是赶走一些小人物并不能铲除根源，公孙强的恐